两年之前，73岁的崔静珍在自家门前开辟出一小块空地，改造成一个小菜园。每天早晨，他和老伴儿都要来地里认真打理，“现在市场上的蔬菜水果有大量的农药残留，我们想自家种的东西不加任何农药化肥，吃着放心。”
然而，就是这块她认为毫无食品安全隐患的城市“自留地”，却离太原化工集团只有几步之遥。“化工厂以前退下来的老同志现在很多都住在这个小区，他们告诉我，这里离工厂太近，土壤里面含有有害物质，虽然现在工厂基本停产了，但土壤中有什么就难说了，在这儿种菜更危险。”看着自己辛苦打理的菜地，崔静珍很无奈。
2011年，崔静珍把这片菜园改成了花园，又开始了每天早晨去菜市场买菜的生活。
事实上，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城市中的工矿企业搬迁改建后，遗留下来大量的受污染土地，这些地块往往通过住宅开发进行再利用。随着大片的工业用地改造成城市用地，暴露的污染土地也离我们越来越近。
通常，土壤污染被称作“看不见的污染”，其他污染形式可以通过污水横流、黑烟滚滚、臭气熏天等外在表现形式向人们敲响警钟，而土壤污染却因很难发现而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那么，中国的“毒地”究竟有多少？目前并未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来自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2011年10月25日，周生贤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中表示，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
“这一数据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并不是*新的数据。”一位接近环保部的专家对本报记者透露。
本报获悉，环保部与国土部早已于2010年完成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范围达450万平方公里，但目前调查的结果并未对外公布。近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透露，近期环保部将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调查结果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后会适时公布调查结果。
而一位地方环保厅官员则认为，今年是换届之年，年内这一结果公开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将来要公开，公开的程度也不会很高。“之前做的限于面上的污染调查，目前环保部正在组织对全国重点区域（包括耕地和蔬菜基地以及矿山周边地区的土壤污染做进一步调查。”
本报**获悉，财政部与农业部两部委联合印发了《农产品产地土壤
6年“摸底”结果尚未公布
对土壤污染的现状，官方口径高度一致：“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但“不容乐观”究竟是什么概念？不容乐观到什么程度？
资料显示，早在2006年，为了调查中国土地污染现状，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预算资金达10亿元，计划2010年完成。
在2006年启动调查工作的视频会议上，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周生贤曾公布过当时土壤污染的状况：到2006年，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到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这一数据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估算的数据，已经非常老了，现在的数据肯定要比上述数据严重得多。”前述接近环保部的专家指出。
而2010年调查范围包括除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的全部陆地国土，调查的重点区域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区。
然而调查工作已结束近两年，我国土壤污染的“家底”却迟迟未公布。不过，在环保部2011年6月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简单披露了调查过程。
《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采集土壤、农产品等各类样品213754个，获得有效调查数据495万个，点位环境信息数据218万个、照片21万张，制作图件近11000件。建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库和样品库；组织完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报告和专题报告；针对重金属类、石油类、多氯联苯类、化工类污染场地和污灌区农田土壤等开展试点研究，完成12项试点工程、18份研究报告和7部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指南草案。
近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透露，近期环保部将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调查结果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后会适时公布调查结果。
农田重金属污染初步清晰
前述农业部系统的环保专家同时透露，根据近日下发的《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财政部已向农业部拨款8.27亿，由农业部用五年的时间对全国农产品产地的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调查。
此前，农业部已经对耕地中的部分重金属污染做了初步的调查。根据本报记者**掌握的一份资料显示，就重金属镉污染而言，已处于警戒级的土壤分布在北京、天津、重庆、成都、广州、杭州、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工矿企业区的耕地，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山东、河南等污水灌区。
而重金属镉超标的土壤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大中城市郊区和郊县的污水灌区，以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白银等地区工矿企业区。就后者而言，典型的区域包括湖北大冶矿区、湖南的长株潭工业区、四川攀西工矿企业区以及贵州的贵阳、六盘山工矿企业区的耕地等。
上述资料也显示，就重金属铅污染而言，已处于警戒级的土壤分布在黑龙江的佳木斯、鸡西等市郊区，北京、山东、浙江、广东等大中城市郊区，以及四川、重庆、广西、陕西、甘肃、内蒙、湖北大冶矿区、湖南长株潭工业区等地的耕地；已经明确土壤中的铅超标的区域包括湖北大冶矿区，湖南长株潭工业区，重庆郊区，四川工矿企业区的耕地以及广西刁江流域，以及甘肃、河北、内蒙等地区。
同时，农田中重金属砷的污染状况也已初步明晰。目前已经进入警戒区的包括宁夏银川城市郊区、山西产煤矿区、四川成都、广元等工矿区及湖南的长株潭工业区等区域，以及河北、山东等地污水灌区，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的工矿企业区、污水灌区和广东、浙江的某些大中城市郊区。
和警戒区相比，砷超标的区域相对较小，主要包括湖南的长株潭工业区、四川成都、广元等城市郊区和工矿区、辽宁的沈抚灌区，以及江西、浙江、内蒙、河北、甘肃、陕西以及广西的某些大中城市郊区。
“上述调查只是一个初步的调查，《实施方案》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对全国18亿亩耕地开展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与监测预警，对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治理与修复。”前述农业部系统的环保专家则指出。
1/5工业搬迁地已被重污染
尽管环保、国土和农业部门并未公布土地污染的详细数据，但科研机构对土壤污染的现状已经描绘了大致的轮廓。
根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薛南冬介绍，整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土壤污染状况尤其严重，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成渝平原、渭河平原以及主要矿产资源型城市污染相对严重。
就土地污染的面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曾公开指出，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换算成亩为3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其中，受矿区污染的土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土地约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工业三废”污染耕地近1000万公顷，污染农田面积达330多万公顷。
多位土壤污染专家对本报记者坦承，耕地毕竟是有18亿亩的红线，所用的农药、杀虫剂相对固定，因此在污染状况的调查和测算上也相对容易，相比之下，城镇土地的污染状况则复杂得多。
“现在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关于耕地污染的，城市用地的土壤污染问题几乎没有公开的研究结果。”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告诉记者。
但是早在1990年代，我国较发达城市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企业搬迁。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骆永明教授研究发现，截至2008年，北京、江苏、辽宁、广东、重庆、浙江等地的污染企业搬迁达数千家，已置换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这相当于约28000个标准足球场面积。
而这些土地中就存在大量污染土地。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称，近年，有关专家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调查显示，*近几年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1/5存在较严重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