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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看到白菜想到甲醛、吃虾想到明胶、吃着鸭血狐疑是猪血……中国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如同对中国股市的态度，连年一蹶不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食品安全究竟怎么了？事实真的那般糟糕吗？究竟是食品安全的标准定低了？抑或是食品生产者亦中了社会的流毒，对法律没有畏惧、道德没有底线？
陈君石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团成员，国际生命学会中国办事处主任；美国康奈尔大学营养科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中国毒理学会名誉理事长等。
厉曙光
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理事，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中国毒理学会理事，上海市营养学会理事，上海预防医学会理事兼食品安全与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家FDA保健食品审评中心评审专家，卫生部新资源食品评审专家等。
早报记者 卢雁
食品安全问题难点在于三套强制性国家标准互不通气
1 将多套国家标准
整合成一套
东方早报：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如何构成？
厉曙光：按照我们国家标准化法的规定，我国产品标准分为国家、行业、地方、企业四级标准，前三级标准又可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多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我国食品安全（原称食品卫生相关标准涉及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农业部、轻工部、商务部等制定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其中有些标准还存在相互矛盾和重叠的现象。根据《
东方早报：制定这个标准的难点在哪里？
陈君石：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今后我们国家只有一套***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叫做《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我们要把正在实施的多套国家标准，进行清理整合，成为一套强制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而我们的难点就在于我们现在至少有三套同样都称为“国家标准”的标准：一套是根据《食品卫生法》，由卫生部主导的《食品卫生标准》，由来已久；第二套是由国家质检总局主导的《食品质量标准》，根据的是《产品质量法》；第三套是农业部主导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根据的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除此以外，还有各种行业标准里面的强制性执行条款。这三套标准都是国标，具有强制性，其间矛盾显而易见，因为不是一个部门制定的，互相不通气，规定的内容不一致，给企业和执法都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
新标准须向WTO成员国通报和解释
东方早报：三套甚至多套合成一套，那岂不是要逐条作梳理？
厉曙光：我国涉及食品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多达数千项。我曾经参加过食品包装材料标准组方面的讨论，时间很紧，工作量也非常大，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标准，一项一项讨论，讨论的目的就是把各个标准进行比对，梳理出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多部门、地区的反复协商，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该取消的取消，该合并的合并，该整理的整理，*后要整理出一个新的标准，新的标准草案需要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还要向WTO成员国通报和解释，*终形成新的标准。以往一个标准的讨论制订到颁布可能要一年甚至更长，所以现在的工作量很大。
陈君石：是的，那意味着不属于安全内容的部分应该把它排除掉，只保留安全和健康有关的内容放在新的这套**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里。比如现在的乳品新国标中，被媒体炒作得*多的是66个标准之一的生鲜乳标准，其中又以蛋白质含量指标为*。根据新国标，在生乳标准中，乳蛋白含量从1986年的每100克生乳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5%降到了2.8%，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50万调至200万。有人据此将所有66项标准评价为全世界*落后的乳品标准，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攻击它的根据之一，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其实蛋白质含量是一个明确的质量标准，而不是安全标准，因为这点差别对消费者健康不会有任何影响。
中国人不喝生奶，生鲜乳被乳品企业收购后加工成各种各样的乳制品，根据每个企业的需要，它的产品的蛋白质含量是不一样的。生鲜乳的蛋白质含量主要影响收购价格，蛋白质含量高就收购价格贵一点，*后上市的价格也贵一点，反之也一样。而做成婴幼儿配方奶粉或者普通奶粉，或者不管是什么样的奶粉，这跟生鲜乳的蛋白质含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奶粉中的水分会蒸发。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这个生鲜乳的标准不应该进入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是，它进来了，这就是妥协的结果。
厉曙光：一般说不属于标准的那部分就是检测方法了，检测方法也是有一个标准的，比如我们规定奶油蛋糕里的大肠杆菌、细菌总数、致病菌等，但检测这些菌数方法的参照标准一般不会放在标准里，而是放在附录里，这样可使标准简洁些。作为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只涉及食品安全的指标，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指标。而其他方面的指标应由推荐性的产品标准来规范。
生鲜乳66个标准
是妥协的产物
东方早报：为什么生鲜乳标准不应该纳入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陈君石：收购来的生鲜乳不是直接喝的，与消费者健康无关。成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政府就把自己套上了，显得很被动。这个问题完全应该是企业行为，而不是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该管的。在国外，按照蛋白质含量高低分级，按照菌落总数多少分级。乳品公司到养奶户收奶，蛋白质高的牛奶多付钱，跟安全风马牛不相干。
东方早报：据说现今这套乳品标准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陈君石：这一套66个标准制定的过程，一共开了60多次“专家”会议。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次？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单单关于生鲜乳标准的会我就开了多次。
我说标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有两层意思：**，不同部门、单位、专家对是否有必要制定生鲜乳标准，看法不一，来回讨论多次，*后妥协，那就同意制定吧。第二，标准是协商的产物，但我要强调，在保障健康方面，绝不能妥协。新标准的制定是基于科学依据，在能够保障健康安全的前提下，以兼顾国情和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如生鲜乳中蛋白质含量2.8克～2.95克相差0.15克对健康和食品安全不造成任何影响，而且大家**三餐要吃大约70克蛋白质，纠结这不到1克的蛋白质没有意义。同时，又考虑到国情，如果定2.95克，大部分鲜奶都达不到，标准就失去意义了。所以*后就定为2.8克。
厉曙光：制订标准的过程很复杂。比如涉及原料的标准，就有理化指标、生物学指标、感官指标、毒性指标等，都要作出相关限定。于是大家讨论，每一个指标不仅要讨论“有无”问题，还要讨论“高低”问题，“检验”方法的问题，制订的“科学依据”的问题，与其他标准“协调一致”的问题，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物理指标，一般是指其外形，比如感官上是透明的、无色的还是有沉淀的、无嗅的等都要定标准。*后，还有检测方法的制订，即怎么样来测定这各种指标，于是检测方法也要定标准。举一个例子，上海的“青团”有着100多年的历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一直没一个标准，所以相关部门就一直在起草和酝酿这个标准，每次会议讨论都很热烈，所以定标准并不是一件很轻率的事情，它既是科学决策，又是民主协商，是非常严谨的。
风险评估
是专家纯科学的行为
东方早报：风险评估是否会基于各种各样的标准和权衡？
陈君石：不是，这是误会。风险评估是专家的行为，是纯科学的行为，专家们根据科学信息和数据来讨论，尽管有不同意见，但容易同意，不打架。而标准的制定是基于科学，但不完全按照科学来做决策，它还要考虑上述的其他因素及方方面面。
因为没有裁判，所以所有的标准，包括国际标准都是妥协的产物，这句话我是反复讲的。往往是通过不断的讨论来达成一致意见。按照道理来讲很清楚，是标准制定要基于风险评估的科学的依据，但是讨论的时候还要考虑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饮食习惯等因素，甚至包括各方的利益。作为牵头的部门，卫生部不可能拍板一切，这是个民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很复杂，需要从*初的标准起草开始，一直到食品安全标准的分委员会，到食品安全标准的大委员会，*后到卫生部行政上进行审批。例如，过氧化苯甲酰作为面粉处理剂（增白剂的称谓并不确切，长期以来是允许使用的，纳入食品添加剂允许使用名单。去年，卫生部决定将它从允许使用名单中删除，并不是由于安全问题，而是有比较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没有必要使用。这就是一个妥协的例子。
厉曙光：实际上每一项标准的制定背后都有研究人员、高校、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企业的意见，大家都不能自说自话，当然，小企业希望把标准定得越低越好，大企业需要把标准提得高一些，以便能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有时可能是不切实际，或者没有必要的。但专家学者既要对人民健康负责（是首要的，又要满足市场供应，促进食品贸易（包括国际贸易，所以标准指标不是越高越好，而要适“度”保护，这个“度”很重要。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国外的标准未必对我们都适用。
东方早报：这个你能举个例子吗？
陈君石：就拿生鲜乳标准中的蛋白质水平来说吧。在制定国标时，蛋白质含量是定得越高越好吗？应该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考虑能不能做到。既然生鲜乳中的蛋白质水平相差0.15克/100克不影响消费者的营养和健康，这能否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个标准出台后受到攻击的一条理由是蛋白质2.8%。其实，经过农业部调查，有很大一部分收购来的牛奶达不到2.95%，如果定在这个水平，那标准就没有意义了。攻击的声音说“政府迁就落后”，但定为2.8%其实是考虑国情。但是造成的舆论是标准落后，中国人的健康不值钱，因为少吃蛋白质了。其实中国人每人每天从牛奶等奶制品里得到的蛋白质微乎其微，一日三餐多吃一小口馒头这点差别就没有了。
食品安全标准不统一，
“立法打架”无法避免
东方早报：再回到多套标准的话题，若有冲突的时候该如何处理？
厉曙光：标准本身问题不大，肯定以国家标准为*高，在国家没有标准的时候遵循地方标准，比如“青团”只有上海有，所以遵循上海的“青团”标准。但多套标准却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麻烦，这是当下突出的矛盾。比如，根据卫生部门的规定，黄花菜不属于“干菜”，因此不得有二氧化硫残留，但质检和农业部门的相关标准却规定“黄花菜”属于“干菜”，可以允许其二氧化硫残留，两者相互矛盾。又如，2006年发生“多宝鱼事件”时也曾有过“标准之争”，有关部门对30个多宝鱼样品进行药残检测，发现超标药物有7种，但海洋渔业地方部门参照农业部的规定抽取了26个多宝鱼样品检测，结果却全部合格……这些事例表明，只要食品安全标准不完全统一，“标准打架”、“立法打架”、“职能交叉”、“管理重复”等问题的发生就无法从源头上得到根本解决。
东方早报：既然养殖这些鱼*后都是要上老百姓餐桌的，为何农业部还允许添加兽药呢？
厉曙光：我国允许使用的农药、兽药（包括渔药的标准由农业部会同卫生部等制定。被检出含有的禁用渔药品种，属于农业部规定禁止使用的。这也是一些地方渔业养殖者为追求产量而违规使用，也可能存在当地管理部门视而不见的现象，当然也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多套标准*伤脑筋的后果，*麻烦的是一旦发生纠纷，牵涉到官司，往往会用不同部门的标准混淆问题的实质，就比较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