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嘉善干窑镇乡下，父母是种田的。家里兄弟姐妹7人，我排行老三，是长子，要和父亲一起挑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我长到15岁，就出去讨生活了。那时候，出门打工，只要熟人介绍就可以了。父亲的亲戚在杭州打工，他介绍我去杭州一家叫三益绸厂的工厂打工。去之前，我也不知道到杭州自己能做什么，就想着去工作贴补家用，减轻家里负担。
年轻时的鲁子良
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一件长衫，拎着一只旧皮包，包里就几件母亲缝制的单布衫，连厚的棉衣也没有，是父亲送的我。
那是我长这么大**次出远门，父亲担心我，陪我坐火车到了杭州。那时的火车很慢，我记得我们当时坐了4个多小时的火车才到杭州。父亲把我带到亲戚家，就赶回嘉善乡下了。
在绸厂做学徒
第二天一早，亲戚带我去厂里见工。三益绸厂在艮山门，离亲戚住的地方很近，走10多分钟就到了。我做学徒工，吃住都在厂里，每个月有少量的生活补助，叫作“月规份子”，可以用它来理发、买肥皂等生活用品。和我一起去当学徒工的有两三个人，都差不多年纪，我们在厂里干拉纸板箱、扫地等杂活。
半年多后，有新人来了，我就被老板派去学织绸，成了挡车工。挡车工就是看着织机，等梭子上经丝快用完时，马上换梭子，换梭快，抽梭快，布就织得快。还要看是不是有经丝断了，断了就要把它接好，动作要快，一点都不能开小差，接丝是个细致活。丝绸穿在身上光滑光滑的，一不小心会勾丝，要精心服侍。这丝绸织起来也是要很小心的，如果丝断了，那么细的一根丝，我们在手指上绕两圈，一只手用手指固定住，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往中间一穿，结就打好了，再用小剪刀修掉接头，熟练了，就感觉快了。但刚开始时，我也琢磨了很久才上手。织机到腰那儿，结丝要弯腰，**弯腰站下来，晚上收工时，腰都直不起来。在布机车间，机器噪音很大，很多挡车工年纪大了，耳朵都会有重听。
老板看我勤快，让我跟着他去做生意，其实就是和他一起拉着织好的白绸，也叫素绸，拿去长庆街上老底子的杭州绸业市场（今杭州丝绸市场的前身）附近。在忠清巷（今新华路），有个老板认识的“阿哥”，是开绸缎店的，我们把白绸拉到那儿，他再拿去市场里卖。如果数量少，我们就背着白绸从艮山门一路走到长庆街，大概四五站路的样子；有时候量多，我们就会叫一辆黄包车拉过去。那时候的绸业市场，大片的房屋，排列了很多柜台，我们一早把织好的绸匹背去，很快就能变成钞票回来。
在业余学校学统计
152 0173 3840年，三益绸厂并给了庆成丝绸厂，当时还是私营性质的。新单位新岗位，我成了厂里的机物科保管员。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没什么文化，在老家私塾几年里学到的也忘得差不多了，我想着去学点什么。当时，街道马路边会贴广告，我看到有个会计学校的招生广告，上面有统计课，学费也不贵，我就去报名了，学了半年。保管员做的就是物料进出的统计，统计课其实就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但对我做保管员工作很有帮助，我的账做得清清爽爽的，做保管员4个月后，厂里让我当工会劳动保险委员会委员。
庆成丝绸厂的规模在当时杭州丝绸厂里算*大了。庆成绸厂的创始人叫徐吉生，被老杭州称为“徐半城”。庆成绸厂前身叫庆成绸庄，是徐吉生在1912年办的，他还办了缫丝厂、上海祥纶丝厂、制造厂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扩张很快，这也和技术创新有关。
清末民初，杭州的织机还是以木机和手拉机为主。木机是上好的硬木做成，也叫腰机。木机的织工，双手穿梭，腰撑横木，相当劳累。第二代是手拉机，需要织花时，下面的人织，上面的人手工分花，花种不多，工效缓慢。后来洋机进入，也就是电机，是第三代织机。庆成绸庄、蒋广昌绸庄、金沅旭绸庄都是买了洋机，规模越做越大了。所以，技术一直是立足之本，不仅是办厂，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一点，我到庆成丝绸厂后深深体会到了。
我到庆成绸厂的时候，老婆和丈母娘都已经来杭州了，我**个孩子也出生了，丈母娘是来帮我们带孩子的。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结的婚，我和老婆是娃娃亲，10岁就订婚了。我老婆后来也去了庆成丝绸厂，成了一名扬返工，缫丝出来后，要经过扬返这道程序，才能变成一道道丝。
在纺织工人业余中学读书
虽然学了点统计，厂里觉得我干得好，把我调到厂长办公室，但我文化水平不高，也写不好总结。当时，杭州对工厂工人进行扫盲教育。1953年，我去报名参加了纺织工人业余中学初中部入学考试，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后，我以“备取生”的资格，勉强进入杭州市纺织工人业余学校读书。
那会儿，我基本上都是埋头读书，家里的事都是交给老婆和丈母娘管。我把一些小说里面描写人和风景的词句抄下来，想照着写，又去买“词汇练习”的书，但是都不行。数学上也是磕磕绊绊，什么方程式、几何、代数，我都一窍不通。有次我做一道平面几何题，足足做了一个星期才解出来。因为基础差，我下决心要比别人更勤奋。每天天还没有大亮，我就起床开始学习，带着课本去上班。到中午时间，我把课本和讲义拿出来看。为了复习方便，我把整本讲义一章章拆开，利用工作空隙，见缝插针地看。休息天，我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去西湖边看书，温习功课……
就这样，我初中总算毕业了。毕业前，当了厂里的工段长。那会儿，其他三个孩子相继出生，我和老婆都在厂里上班，工作都很忙，幸亏丈母娘帮我们照顾。那时工人地位高，待遇也还好，家里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有六七十元，过过日子还是可以的。
当了工段长，工作忙了，学习时间不够，我有点想放弃学习了。厂里的领导鼓励我，说为了更好工作，要坚持学习，虽然我们厂矿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但我们业余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现在看来，多亏他们的鼓励，才让我后来走得更远。
大学毕业学以致用成榜样
1957年，我升入业余高中。每天下班后，我就找个安静地方看书、做题目。我被厂里派去北京参加展览会时，一路上我都在火车上看物理书，做数学题。
学习对工作的确有很大帮助。有次，同事反映，缫丝机械车间的热水箱离工作地点太远，水送不到。技术员想通过设计扩大热水箱来解决供水问题。我知道后就去现场观察了一会，发现水送不到是因为水压不够而不是水箱太小了。我就用我学到的物理知识，把水箱加高了1.5米，没添设备就把送水问题解决了，得到了大家的夸赞。看到自己学的知识能派上用场，我很兴奋，我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作为工段长，我不仅要抓段里的生产，还要设计制图，带头搞试验。有时，我忙得没空去上课，就让同学把讲义借给我，和我说下学习重点，我就在下班后补习落下的功课。
那时，党中央提出“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1959年，我高中毕业考进了杭州大学物理系，读的是夜校，我从一个半文盲变成一名大学生了，告诉老家的父母，他们都为我高兴。
此后每个星期六傍晚，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寒风凛冽，我都骑车从家里出发，一路骑到杭州大学。一路上，我总是很兴奋，想想自己通过这些年的坚持学习，和城里人一样去念大学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厂里同事也对我很佩服，他们遇到什么技术问题了，也会**时间想到我。有次，厂里新装了一台马达，因为没有补偿器不能开动，我就跟电工一起研究，想用康铜丝制成变压器代替，没想试验时，温度还是太高了。我就想到化学上学过散热原理，又去请教化学老师，*后顺利解决了散热问题，马达可以开动了。我因为帮助厂里改造技术，1959年被评为市里的先进生产工作者。那年，我上了报纸，《杭州日报》1959年7月21日第3版头条专门报道了我的事迹，还专门配了评论文章《工人群众知识化的榜样》。评论上说：
“鲁子良成了大学生，并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经过长期顽强艰苦学习的结果” “树立了工人群众知识化，逐步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榜样”。
1960年，厂矿企业都在搞技术革新运动，我除了自己钻研技术，还带着工段上的同事一起创新。当时，工段上缺少台虎钳，台虎钳要老师傅才能做，可是老师傅都抽不出时间，我发动学徒们自己动手。一开始，学徒用熟铁来做，但不成功，又去找附近的电机厂帮助解决。这样，只花了三四天时间，就做了10把台虎钳。因为工作需要，我后来转读了浙江大学电机系，专门学习电气化及自动化专业知识。
在庆成丝绸厂时，每年厂里要搞大检修，需要20天左右，这样一来，工厂要停工。当时，丝绸厂都是靠出口赚外汇的，这样会影响到厂里收益，我就动脑子想着怎么把检修时间缩短。我发现重点是维修锅炉时间比较长。锅炉有个地方，时间长了，不平整，需要敲平，以往都是用榔头一点点敲平，很慢。我想到了修马路用到的挖机上的冲击钻，如果用冲击钻来整平锅炉也许更方便吧。结果一试，整个维修时间只要7天，一下缩短了13天。
厂里领导说要把我推荐到省里评劳模，那时，我们都不讲报酬，讲谦虚互让，讲埋头苦干，我把荣誉让给了其他同事。
苦学英语走出**做外援
1961年11月，杭州庆成丝绸厂一部分并到了九豫绸厂，另外一部分并到了杭丝联。新的九豫绸厂由庆成、锦生祥、原九豫和制纤厂四厂合并而成。合并后的工厂规模很大，有近千名职工，我去了九豫绸厂，做技术科长，负责技术。厂里要出什么品种的绸，这种绸的经线和纬线是多少，我们都要计算好，打样制图，然后交给下面的车间进行生产。
当时，九豫绸厂的目标就是要赶超都锦生。厂里搞生产设备改造，我提出轴承、地脚、电子丝等自己做，可以降低改造成本。根据我的方案，我们花了10多万元就完成了设备改造，还装上了空调，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下变得“高大上”了。
1964年6月，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杭州市筹建人造纤维厂，工厂设在富阳，杭州市纺织局从几家工厂抽去了10多名技术骨干，我被调去负责基建，进机器、电气设备。经过半年筹备，工厂开工了，我就在人造纤维厂工作了10年。1974年，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领导又派给我新的任务，调我去杭州**棉纺织印染厂（也就是后来的杭一棉）援外办，负责电器工程建设工作。
杭一棉这家百年老厂，在拱宸桥附近，前身叫通益公纱厂。那时，杭一棉印染工艺还是比较**的，上级部门有意让杭一棉印染技术走出**，所以成立了援外办，负责国外合作项目。经过考察，决定在巴基斯坦开展项目合作，也就是要在巴基斯坦建一个棉纺厂，从工厂选址，厂房规划、设计和建造到引进设备等，都要白手起家。工厂由山西那边派人建设，我们杭州这边则开始着手准备设备等技术工作，杭州市纺织局组织了30多个技术骨干学英语和那边的风俗、外交礼仪等知识。
我对英语一点也不懂，从ABCD字母开始学。一开始，我用笨办法，用汉字把英语单词发音记下来，先记发音，再记拼法。除了简单的日常对话，我还要让自己和外国人在讲专业问题时能表达清楚，就把字典中和电气工程有关的词汇都抄在本子上，足足抄了四五本厚厚的笔记本。后来证明，我这么做还挺有用的。
鲁子良学英语的笔记
1978年8月，我们杭州这边30多个人，加上金华浦江派出的2人，出发去巴基斯坦，这是我**次出**，感觉什么都很新鲜，可我们是去工作的。当时派我们去的时候，领导交代说任务艰巨，让我们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要30个月不能回家。
那里天热，饮食不习惯，我们事先有了思想准备，所以也没觉得怎样。好在那边交通条件还好，每天早上上班前，我们会两个人搭伴去买菜，大家一个月一轮。记忆中，那边物价还挺高的，能买的食材不多，有什么我们就买什么。每个星期天休息，我们可以去城里逛逛，大家都很节约，上街也不买东西，就是出去走走看看，我们都想着把每个月70元的补助省下来带回家。在工作之余，我就看抄在本子上的英语单词，设计画图纸时，一些关键地方，我就边查“手抄字典”，边用英语标识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和巴基斯坦的合作伙伴要用英语交流。交流时，一般都有翻译在场，但有时候涉及专业技术，翻译就会卡住。有次，和那边的工程师交流发电问题，我说电动机关掉了还在转，这个转动的能量可以发电，可以让机器制动。翻译一直没理解，以为我说错了，后来我说发动机、电动机的英语单词，连手带比画，对方才搞懂了我的意思，哈哈笑着点点头。
在巴基斯坦待了30个月，我们回国了。在北京，我们受到了时任纺织部领导的接见和慰问，说我们辛苦了，很隆重的仪式，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自豪的。我用省下来的钱给家人带了礼物，给老婆买了只日本手表，还买了一台7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只照相机。这些年，我老婆也不容易，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孩子和家里的事都靠她，她自己也要上班，工厂里也很忙。那个时代，大家都一颗红心扑在工作上，纺织厂为了赶货提高产量，四班倒，24小时换人不停机地连续生产……
回来后，我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上级领导把我调到杭州市纺织工业局。为了抓安全生产，纺织局要成立安全生产科，我被指派到那负责，他们说“鲁子良节能也会搞”，所以把节能这块工作也交给我了。
鲁子良近照
在纺织企业，我懂技术，也渐渐有点名气，大家有什么难题也会找我去看看。其实搞技术，也要靠胆大心细。有个工厂引进了一台二手设备，开不起来，因为这是国外进来的，也没国外技术员跟来，大家都不敢动，怕弄坏了。我去那儿，一检查，发现是两根管子烧坏了，我说别怕，拆下来自己修好了，不用找国外技术员了。*后管子修好，机器转了起来……我后来去了纺织化纤工业公司做企业管理处处长。1991年，我60岁光荣退休。单位本来想劝我留下，但我想想还是算了，我想好好陪陪老伴，带她出去旅游。
来源：杭州文史 鲁子良口述 杨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