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盖着的丝棉秋被越来越显示出单薄的本性来，让我从夜半的酣睡中冻醒。想起母亲从家乡送来的温暖
这一招真灵，电话打完几天之后的上午，我收到了来自家乡母亲寄来的包裹。手忙脚乱地剪开蛇皮口袋的邮包，棉被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貌——紫色的被面，上面描着银色的小花，白色的被里，两头包裹着紫色的枕头套。下午母亲就打电话过来追问棉被收到没有，还特地了解物流输送过程中被子是否淋湿，即使没有受潮也一定要先彻底晒干后再用。
晚上，盖上棉被，有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夹杂着我的童年和少年，唤起了我许许多多的记忆。这种被子在城市的专卖店是买不到的，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使用各类时髦的羊毛被、蚕丝被、羽绒被，它们轻巧蓬松，色彩亮丽，蕴含着一种激情，一种雅致的生活；而我的棉被则不同，它笨重、朴实，散发出
在我们湖南老家，棉花是主要的经济作物，一个农民一年甚至一生都在和棉花进行着各式各样的交道。从我记事起，每到春耕前后，父母就要下田翻地，为即将开始的种植棉花做准备了。布谷鸟欢快地叫着，农民开始了伺弄营养钵，刚刚放学的我们，小小的布书包挂在屁股后面，手里拿着棉花种子，一个坑一个坑地点着棉花种子，往往半天以后站了起来，眼冒金花，几欲昏厥了。随后还有移苗、理枝、除虫、扶根，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活，每每是放学以后，不情愿地被父母赶到了田里，只能替他们分担一些微不足道的活计。到了秋天，漫野的棉花都咧开了白色的笑脸，真正的农忙时节就到来了，父母们没日没夜地在田里采摘棉花，害怕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花色变黑，卖不到好价钱。长长的田垄似乎看不到头，我们跟在父母的后面，拣着低矮的、大人得费力弯腰才能够到的棉花。等到完全黑了天，父母才迈动疲惫的身躯，背着重重的棉花包，一步步走回家去，然后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挑拣出花里面的败叶。而那时矮小的我，就要踮着脚尖，淘米进锅煮饭。吃了晚饭，带着弟妹们早早地钻进被窝里，半夜小解的时候，看到灯光下，父母还佝偻着身体忙碌着。
等到收完了棉花，晒好，紧紧地塞进棉花包里面，就要去合作社的收花店卖棉花了。父母亲拖着的板车上堆着高高的花包，我和弟弟就跟在后面，蹦蹦跳跳地走着，幻想着供销社的冰棒和汽水。来到收花店，一个肥硕的质检员拿着尖尖的探针，戳进花包里面，然后再抽了出来，评定棉花的级别，再过磅、记秤，*后把棉花推进花仓，倒进堆积成山的棉花堆上面。每次评完级，善良的母亲总要嘟哝几句，你爹也不去找找人，每次我家的棉花级别评得*低。那时童年的我哪里懂得父母的艰辛，看着那个质检员撕下了一张白条，就吵着要吃零食。轮到回家了，我和弟弟在前面走着，争论着谁喝汽水谁吃冰棒的问题；父母亲在后面依旧拖着板车，迈着沉重的步伐，想着揣进兜里的那张白条，计算着这年有限的收成，品尝着生活的艰辛。
母亲有个习惯，并不是所有的棉花都拿去出售，总有一些优质的会留下来自用或送给亲人。等到农闲时刻，走村串乡的手艺人会背着长长的弓弦找上门来，专门给各家做被子里的
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新嫁的女子，娘家都是要陪上几条新被子作为嫁妆的，寓意在于希望子孙后代有暖和的被子盖，免得忍冻挨饿。在妹妹准备嫁人的前几周，那时候我已经在云南当兵、弟弟也在上海参加工作多年了，我们兄弟俩特地陪母亲一起进城到大商场挑选几条好被面。母亲明显老了，岁月在她的身体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步伐也有些踉跄。我扶着母亲，一家家地仔细挑着，找到适合的被面。母亲用手抚摸着那些光滑的绸缎，是否也在惆怅自己作为新嫁娘的时候，没有能够用上这样的面料？那时的母亲，已经看不清针眼、穿不进针线了，这些准备工作都是我完成的，母亲勾被时的手也不停颤抖。我总是劝说母亲去买一些新潮的被套，省去了很多手工的烦恼，她不但不听劝，在我们兄弟俩结婚和孩子出生时，还亲手缝制棉被送来，因为母亲坚信，只有用她种的棉花一针一线勾出来的被子，才足够温暖耐用。
收到家里寄来的棉被，往事如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中掠过。这些对于我的妻儿来讲，都是遥远而陌生的生活，但是于我，却有不同的意义。那些父母吃过的苦，那些朴素而笨拙的传统，让我始终能坦然面对军营艰苦生活的磨砺。
寒夜，我在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被里安然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