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子”陈丽芬认为企业走出去的进度“太慢了”。谈到“一带一路”时，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有些激动，她用手扶了一下眼镜。
江苏阳光集团作为全国*大的精毛纺生产企业，有一半产品出口欧美。去年响应“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陈丽芬把视线瞄准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她准备在那里投资5亿美金设厂。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加速了更多像陈丽芬这样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外贸合作无论是在地域、领域还是数额上都有较大增长。
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1月至11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52 0173 3840.1亿美元。
企业眼光应该看得更长远
在选择埃塞俄比亚之前，陈丽芬考察了8个国家。作为一家全产业链的企业，其中印染部分不能停电，而埃塞俄比亚电力比较稳定。另外，当地恒温恒湿的气候，保证了产品所需的环境要求。
但*重要的是，埃塞俄比亚是贫穷国家，所有国家进口产品都是免税的。从埃塞俄比亚生产的产品，运到欧美两个市场，只要一两周时间，运输成本相当于中国的产品运到日本。
身边很多企业都纷纷选择了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但陈丽芬考虑更为长远，她说，再过三五年，现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国家也开始没有竞争力，与目前国内遭遇的情况一样。
所以，这次她希望“一步到位”。
2010年，陈丽芬就错失了一次机会。当时很多企业都跑到东南亚设厂，陈丽芬也去跑了几个国家。当看到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差，员工素质跟不上，她就灰心了。“那时候其实没有紧迫感，觉得自己在国内活得还不错，好像也没必要去。”
直到去年，看到国际市场很多客商的订单都在往东南亚国家转移，陈丽芬终于坐不住了。从那时开始，她决定“走出去”。
除了中国，埃塞俄比亚面向全球招商引资，也有很多美国企业在当地投资。陈丽芬说，在融资成本上，中国企业并无优势。国内的银行或者基金虽然很积*，但是融资成本很高，“贷款利息起码要5个点，美国都不会超过3个点”。陈丽芬建议，政府鼓励“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产能转移，应该给予贷款利息更多的优惠。
“大胆的企业都走出去了，有些企业比较担忧，一直在观望。”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如东县委书记潘建华说，这几年很多服装纺织企业由于国内市场饱和，都纷纷来到东南亚，而那批*早大胆走出去的企业，现在都活得很好。
走出去之前要“做足功课”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市市长朱民阳带队考察了几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让他感到困惑的是，考察团“都找不到北”。多数国家很落后，即使是由政府带出去的考察团也不知道如何对接，“非常无序”。
全国人大代表、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良认为，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必须要国际化。“一带一路”给企业带来机会，能帮助减少海外风险。
去年11月，崔根良的企业收购了印尼*大的综合线缆上市企业VOKSEL公司。崔根良希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公司专门提出了50%以上产品销往海外、50%以上资本为海外资本、50%以上人才为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战略。
“‘走出去’的潜在风险肯定有，有的风险不可估量。”崔根良说，“走出去”前要做充分的前期准备，要搭建走出去的团队。他们不懂要懂国际法律、贸易规则。
他说，学会规避风险，还是要靠人才。比如，贸易壁垒是公开的，做生意就是要规避贸易壁垒才能做成功。风险主要靠企业自身去规避，**方法就是人才。
朱民阳也认可这个观点。他举例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50多种语言，如果把汉语翻译成英语，再翻译成当地语言，“几个回合下来，表达的意思都变了，效率也降低了”。为此，他建议国家能设立专门进行语言培训的人才计划。
去年，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专门对企业“走出去”作了调研。
调研发现，企业“走出去”首要面临的问题是项目信息的获取。问卷调查显示，受访企业“走出去”需要了解的信息包括东道国投资法律概况、税务信息、审批流程、外汇制度、劳工问题、行业信息、环境保护要求、知识产权制度、反垄断制度等诸多方面。但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为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和同业介绍(约占85%)，因此投资机构的设立、并购、参股、增资扩股等方案设计，项目风险评估、东道国政府审批流程及审批资料准备等企业*需要了解的信息，往往较难获取或获取成本较高。
在调查内容上，企业对东道国商务、法律、税赋环境的一般性概况调查较为关注，其次是国际投资环境、东道国安全审查情况、双边税收协定及劳动政策等，但实践中这些调查往往流于形式。
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遇到的与东道国或东道国政府相关的风险依次为战争、内乱(38%)，法律不健全、争议得不到救济(35%)，政府腐败、政策不稳定、行政效率低(34%)，政府违约、劳工罢工(33%)，恐怖主义威胁、民族主义倾向、排华情绪(29%)，国有化、征收、征用(18%)。
政府怎么帮企业“走出去”
“他们质疑我们拿地做什么。”在与埃塞俄比亚政府部门谈判购买土地时，陈丽芬主动把规划给对方看，但对方一直不信任，企业也遭到反复审查，并且被要求提供各种担保手续。
陈丽芬说，之前的一些企业到国外投资后，企业没有能力兑现原先的承诺，让这些国家认为中国企业是来“串土地”捞金，留下坏印象。尽管这些国家对招商引资的态度都是非常积*的，也非常希望中国的企业过去投资，提高它们的工业生产水平，但反复审查在所难免。
陈丽芬认为，要获得信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审查时，非洲国家要派人来中国考察，他们的出访需要总理或者总理顾问级别的官员带团，并不能像普通商业活动那样来去自由，因此消耗了很多时间，“而我们的时间很宝贵，‘走出去’都是有计划和进度要求的”。
吕志梅的调研显示，在接受过东道国政府审查的受访对象中，环保、反垄断、反商业贿赂是主要的审查情形，其他还涉及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反倾销调查、技术审查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调查。过半数受访企业遇到利率(汇率)的突然调整、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剧烈波动等市场风险。
眼下，陈丽芬希望国家层面能专门制定一个“走出去”企业名录，名录对有能力“走出去”的企业进行审核和调研，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列入名录。这些名录提供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方根据名单里的企业，来选择合作单位。
让陈丽芬欣喜的是，国家为“一带一路”的政策服务越来越完善。前不久，中国社科院旗下专门研究“一带一路”的蓝迪智库公布了包括她所在企业在内的203家“走出去”的企业名录，分为16个类别。不久后，这个名录将翻译成多个国家语言，向全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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