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也许会令许多人难以置信，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上争讼*为激烈且热度经久不衰的焦点话题，其实既不是房价，也不是暴力拆迁，而是一个普通人看似几乎插不上嘴的专业科学问题：转基因水稻应不应该商业化？
事出2009年11月底，农业部门向两种转基因水稻、玉米颁发生物安全证书；而当今年1月31日公布的一号文件公开提出“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以后，争论明显升格并趋于白热化；随后，激辩的战场甚至又移师到春节后举行的全国“两会”上……这样的汹汹民意逼得农业部在3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门作出说明：发放安全证书只是对科学家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评价与肯定，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然而很快，争辩的主战场就由“是否应当谨慎对待一项新技术”这样单纯的科学态度问题，转移到了国家粮食安全——甚至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安全本身——问题上。这使得争论迅速升级和升温，依我看，这也是一大批对政治的热衷远远高过对科学的兴趣的评论人士自此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大放厥词的主要原因。据说目前全球的转基因农产品技术专利基本被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德国拜耳三家跨国公司垄断，而且转基因稻米是不能“留种”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未来中国不仅每年要向外国公司支付高额专利费用。并且，千百年来养育了中国人的稻米种子将在很大程度上攥在外国人手里！联想到转基因农产品可能具有的潜在危害性，只要再往阴谋论的方向上稍微再作一点点合理想象，在一些原本就反西方(特别是敌视美国)的左翼人士眼里，它自然而然就成了比当年的鸦片毒害更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谋财害命”的工具！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凡事一旦陷入到这个逻辑里，为数不少的人身上正常的理性和判断力就会顷刻间丧失殆尽。我这么说并不仅指转基因的反对者，实际上不少拥护者(据说主要是所谓“自由派”)的思维模式也大同小异，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
从纷扰聚讼中，我所看到的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意见实际上与转基因水稻及其商业化毫无关系，后者充其量只是一些人用来表达其政治主张的中介物罢了。
科技进步能够造福于社会，也可能为祸人间，这是一条无庸争辩的简单的大道理。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一项具体的新发明？这个问题恐怕*终还是得托付给该领域内的科学家。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普通民众对我们这个社会中科技权威的*端不信任。那些一心保卫“粮食安全”和牵挂“民族危亡”的人，真正反对的也根本不是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他们反对的是向外国人敞开中国市场。我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数转基因专利掌握在中国手里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立刻转变成转基因商业化*热心的拥护者和推广者。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掌握了别人——比如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这一定是他们*热切地幻想的。至于怀疑权贵们吃里扒外、暗箱操作、钱权交易的人，他们反对的其实是目前一些决策形成过程中不民主、不透明和不受民众约束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农业部以同样“偷偷摸摸”(用他们的话来形容)的方式否决了一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申请，他们或许一样会坚决反对。归根结底，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公民权利——如知情权、监督权——怎样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
通过解剖转基因水稻这只麻雀，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原本边界十分清晰的科学问题在中国当下特定的民主法治存在严重缺陷的环境以及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思想环境之下，是如何被放大、扭曲和模糊化的。然而我还是想要指出，以一种“政治挂帅”的思维方式对待万事万物，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很可能造成许多新的更大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本身。
我并没有兴趣在这里开药方，但我想，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而言，如果我们真正本着试图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态度来考量，*终还是只能从食品与环境安全评估、商业垄断审查、商品信息完整披露等几个方面去着手——如果法律法规是齐备的，那就促其落实；如果还有漏洞，那就促其完善。我还相信，只有在这些具体事务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扎实成果，才是改进国家宏观政治状况的*有效和*可取之策。
令人遗憾的是，据我从一些媒体上得到的信息，虽然那些正义之士不断高喊的“反帝”、“反腐”口号确实迫使农业部做出了退让的表态，但与此同时，湖北等地无证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和交易正在迅速扩张和蔓延……
（陈季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