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短期不适应，某些企业试图通过媒体报道渲染气氛，影响中国政策。
北京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是否正在以“半夜逃逸”的方式撤离中国？按照韩国产业资源部的计划，1月21日由该部和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大韩商会等共同成立的“无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开始进入青岛、广州等韩国企业集中的地区展开实地调查。
此前一段时间，“中国经营环境恶化”“亏本”“撤离”等字眼接连出现在韩国媒体上。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近来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因为付不起职工工资或者负债而“无端撤走”的现象很多。
“半夜逃逸”为哪般
韩国媒体报道称，由于中国转变税收政策，加强了对环保方面的限制，加之不断上涨的工人工资和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使在华的韩国中小企业劳动成本负担可能会增加50%以上。这对为“赚取劳动成本”而进入中国的韩资企业产生直接冲击。
而这些韩国企业撤资时，不愿意走正常程序，而是选择留下工厂设备，单身撤离。这就是所谓的“半夜逃逸”。韩联社报道称，在青岛附近的胶州，目前已有103家韩资企业采用这种方式撤离，这种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
韩国媒体称，这些企业之所以“半夜逃逸”一是觉得中国的清算“手续繁杂”，二是需要返还当初进入中国时接受过的各种优惠。
“撤离潮”言过其实
韩国媒体甚至提出了“撤离潮”的说法。《中央日报》的报道称，目前在华投资韩国企业约2万家，其中有20％连年亏损，预计将有4000余家亏损企业撤出中国。
“海外的报道有点夸大了，实际撤离中国的企业很少。”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实际上，受到税收、劳务等政策改变压力的不仅仅是韩资企业，还有日资和台资企业。张燕生给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日韩企业在中国的结构很相似：其中50％的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30％的企业返销母公司或者本土，20％出口海外。这其中，只有那30％和20％中的低端边缘企业可能撤离。”
宋泓介绍，根据去年年底他到韩日企业比较集中的青岛和厦门考察了解到的情况，“他们都投资很多，不会说走就走，真正离开的很少”。
据了解，目前倒闭、逃跑、转移的韩资企业，大多是皮革、成衣和缝纫玩具等加工型小企业。它们更为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就难以生存。
政策调整需渐进过渡
“中国从2005年开始调整外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韩企撤离是个迹象，表明外资企业感受到政策压力了。”宋泓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现在有些外资企业有撤离的考虑。但政策对这些企业的现实影响远远没有海外媒体报道的那样大。
张燕生认为：“这些企业试图通过媒体报道渲染气氛，发出声音，通过有关部门来影响中国政策。”
“政策对新入外资影响更大，现在那些想进来的外资企业开始观望、权衡，它们觉得中国投资的机会少了。”宋泓说。
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是渐进的，执行起来也应平稳过渡。张燕生指出，中国应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帮助不适应环境变化的企业转型和获得社会支持。这样才能避免类似韩企那种“半夜逃逸”现象的发生。
来源：新华网
北京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是否正在以“半夜逃逸”的方式撤离中国？按照韩国产业资源部的计划，1月21日由该部和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大韩商会等共同成立的“无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开始进入青岛、广州等韩国企业集中的地区展开实地调查。
此前一段时间，“中国经营环境恶化”“亏本”“撤离”等字眼接连出现在韩国媒体上。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近来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因为付不起职工工资或者负债而“无端撤走”的现象很多。
“半夜逃逸”为哪般
韩国媒体报道称，由于中国转变税收政策，加强了对环保方面的限制，加之不断上涨的工人工资和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使在华的韩国中小企业劳动成本负担可能会增加50%以上。这对为“赚取劳动成本”而进入中国的韩资企业产生直接冲击。
而这些韩国企业撤资时，不愿意走正常程序，而是选择留下工厂设备，单身撤离。这就是所谓的“半夜逃逸”。韩联社报道称，在青岛附近的胶州，目前已有103家韩资企业采用这种方式撤离，这种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
韩国媒体称，这些企业之所以“半夜逃逸”一是觉得中国的清算“手续繁杂”，二是需要返还当初进入中国时接受过的各种优惠。
“撤离潮”言过其实
韩国媒体甚至提出了“撤离潮”的说法。《中央日报》的报道称，目前在华投资韩国企业约2万家，其中有20％连年亏损，预计将有4000余家亏损企业撤出中国。
“海外的报道有点夸大了，实际撤离中国的企业很少。”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实际上，受到税收、劳务等政策改变压力的不仅仅是韩资企业，还有日资和台资企业。张燕生给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日韩企业在中国的结构很相似：其中50％的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30％的企业返销母公司或者本土，20％出口海外。这其中，只有那30％和20％中的低端边缘企业可能撤离。”
宋泓介绍，根据去年年底他到韩日企业比较集中的青岛和厦门考察了解到的情况，“他们都投资很多，不会说走就走，真正离开的很少”。
据了解，目前倒闭、逃跑、转移的韩资企业，大多是皮革、成衣和缝纫玩具等加工型小企业。它们更为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就难以生存。
政策调整需渐进过渡
“中国从2005年开始调整外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韩企撤离是个迹象，表明外资企业感受到政策压力了。”宋泓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现在有些外资企业有撤离的考虑。但政策对这些企业的现实影响远远没有海外媒体报道的那样大。
张燕生认为：“这些企业试图通过媒体报道渲染气氛，发出声音，通过有关部门来影响中国政策。”
“政策对新入外资影响更大，现在那些想进来的外资企业开始观望、权衡，它们觉得中国投资的机会少了。”宋泓说。
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是渐进的，执行起来也应平稳过渡。张燕生指出，中国应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帮助不适应环境变化的企业转型和获得社会支持。这样才能避免类似韩企那种“半夜逃逸”现象的发生。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