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贾鹤鹏
不少公众将转基因研发和审批与政府工作不透明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政府部门相对滞后的反应，也成为口实。
转基因加速
打开电脑，在搜索中输入“转基因”一词，各种担忧内容会跃然纸上。当今世界，恐怕再没有几个科技词汇，像转基因这样惹得公众如此议论纷纷了。然而，议论归议论，转基因的发展仍然势不可挡。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测算，201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8％(1200万公顷)，达到了创纪录的1.6亿公顷。2012年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16年，在连续15年(1996－2011年)增长后，2012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增加。
转基因的迅速发展，说到底是经济因素的推动。例如，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已经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收益。如中国批准了抗虫的转基因Bt水稻，Bt水稻将会给中国水稻种植户带来每年40亿美元的收益。
实际上，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与环境带来了巨大收益。它对人类健康的主要影响，在于大规模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并减少了消费者在食品消费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风险。据德国哥廷根大学科学家发表在《生态经济》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自从7年前采用转基因棉花以来，其棉花种植已经减少了50％的化学杀虫药用量，其中，剧毒农药的用量更是减少了70％。据此每年减少了上百万起农药中毒事故。
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益处，主要体现在通过提高作物产量而减少耕地使用，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以及使用更加高效低毒的除草剂上。美国科学家2011年发表了一篇综述，评估了过去15年来150多篇同行评议的论文后发现，就总体而言，已经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通过提高了免耕作业、减少了杀虫剂用量、使用对环境更友好的除草剂和提高产量，从而减轻了土地压力，大幅度减少了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品种，转基因可能存在各种潜在风险，包括抗虫品种可能会导致目标害虫逐渐出现抗性，抗除草剂品种导致除草剂应用大幅度增加，从而可能导致抗除草剂的所谓超级杂草的出现。幸运的是，科学家们和政府部门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批准种植转基因之初就采取了迄今为止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包括应用避难所——即要求种植转基因的土地，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通常为20％)种植非转基因作物，防止目标害虫出现抗性——和使用多样化的除草剂等。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组织提出了各种指控，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会对人畜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和现实的威胁。正因为如此，在转基因问题上*为保守的欧盟的官方机构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Food SafetyAuthority)在历次评估报告中都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作物相比于常规作物会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更多潜在的和现实的风险”。
学界与公众理解错位
尽管科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在转基因技术和作物的安全性方面做过大量研究，但是由于科学界与公众和媒体的沟通不足，在一些环境组织和媒体中已经形成了一股反转基因的力量。
据华中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传播中心的媒体监测表明，在大多数时候，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都是以负面新闻为主。
在长期的负面舆论引导下，公众对转基因出现了较深的误解甚至是排斥心理。例如，人民网2008年11月28日发布调查《你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共有6205人参与了调查。其中，选择“安全，是一种育种方式”的共2841票，占投票总数的45.8％；选择“不安全，对人类或有潜在危害”的共3175票，占总数的51.2％。
然而，如果包括了范围更加广泛和能够从转基因技术中获益的农民后，公众还是能够对转基因食品表示出积*的态度。2002、2003、2009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胡瑞发、黄季焜等通过在北京、上海、山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包括农村集贸市场等地的调查发现，可以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占到61％，反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占8％，无所谓和不知道的占31％。
中国农业大学的转基因生物风险交流机制与模式研究课题组在2010年进行的针对4000多份受众的调查也表明，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影响，不清楚的人占了38.21％，认为利大于弊的比例为27.7％，认为利弊各半的比例为23.6％，认为弊大于利的比例为10.46％。
口水淹没证据
在转基因问题报道上，科学家和传播专家强调了一点，那就是媒体报道和网站上的一些传言，不论在转基因还是其他科学问题上，都不能成为证据，除非它们是来自经过同行评议的专业科学杂志上正式发表的论文。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需要科学证据，但在谈论转基因是否安全的问题上，这只能是一个需要靠科学方法和科学手段来回答的问题。
而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和个人并不严格依赖科学证据。早在90年代末期，在接受英国上议院质询时，一位活跃的反转基因组织成员在上院议院们的一再追问下就指出，科学再发展也不能保证转基因无害。
估计科学家们听到这个话只能摇头苦笑了。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妖魔化转基因其实不用上升到那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只要结合热点事件中的一句“专家认为转基因有害”已经足以把公众对陌生事物的排斥激发出来。与之对照，从事转基因研究和安全性评估的科学家“阵营”则事事引经据典，唯恐表述有误，尚未交锋，已经丧失了“战机”。
在有些时候，科学界一些并非本专业的科学家，甚至是某些知名科学家的一些不严谨的表述，会迅速成为反对转基因派的依据。例如，某声誉**的科学家，在两会期间说到转基因水稻时如是表述，“比如一些抗虫抗病的转基因食品，其中的抗虫抗病基因虫吃了要死，人吃了会怎样？很难说”。在此处，没有必要回避转基因抗虫稻具有潜在风险的可能性，但是将“虫吃了要死”与“人吃了很难说”这两点在科学上已经充分证明了无关联性的表述联系在一起，仍然会起到很大的误导作用。
作为世界上*成熟的食品与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多次强调，转基因食品与常规食品实质等同，并无必要进行临床实验。
阴谋论阴影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政府对转基因的支持为其安全性提供了证据，那欧盟各国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保守态度是否说明了它不安全呢？
实际上，欧盟的决策更多是基于这种判断:“现有证据不足以打消所有顾虑”。这其实也体现了富裕国家的一种官僚理性。“老百姓反对，我何苦要批准，反正总有理由说其将来可能潜在不安全的。”
这与一些人文社科学者的经典表述一脉相承:“今天无害就能证明明天无害吗？”“这一代(事实上已经至少有两代人食用历史)无害就能证明几十代以后无害吗？”
这个说法几乎无可反驳，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任何东西，包括我们日常吃的米饭、馒头，我们都无法证明今天无害就能代表几十代以后无害。**零风险的食品是不存在的。
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反对转基因的声音，可以轻易地用“阴谋论”来描述一些我们无法证明的能推翻科学界结论的说法，比如**的Pusztai事件就是如此。
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研究员Arpad Pusztai 1998年秋在电视台宣称:他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饲喂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此事引起轰动，从此引发了国际上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英国皇家学会1999年5月公布同行评议报告，指出Pusztai研究的严重错误和缺陷。Pusztai在国际科学界因此受到严厉批评。
而这个案例，在一本反转基因的著作中却被如下描述:
Rowett研究所的所长接到了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个电话，要求他开除Pusztai，而布莱尔则受到了克林顿的压力。
这个说法几乎没有办法去核实。
实际上，这种阴谋论的说法恰恰在中国被进一步放大，说美国人种植转基因只是用来出口，甚至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主要是给中国人准备的。公众对政府透明性的不满也与转基因问题不可避免地纠葛在一起，让部分公众对阴谋论的担忧雪上加霜。不少公众将转基因研发和审批与政府工作不透明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政府部门相对滞后的反应，也成为口实。
其实，这一看似严峻的阴谋论，到美国市场上走一走就迎刃而解。美国生产的玉米和大豆，转基因品种都在90％上下，FDA为了防止消费者对转基因有疑虑，禁止对其进行标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自然充斥着大量物美价廉的转基因产品，包括直接食用的糯玉米。
但阴谋论者就是不信这个邪也没有办法。毕竟，每个人都有用阴谋把自己吓死的自由。(作者为科普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