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发自北京 位于北京崇文门的一家菜市场上，穿上各色“新衣服”的乳品队伍浩浩荡荡的摆排在货架上，董先生望着这些新品种踌躇不定，*后还是选择了保质期较短的一款牛奶。“保质期短的营养成分保存越完整，更加新鲜吧。”他表示。
经历去年9月11日爆发的“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后，中国人的食品安全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无论是中国乳制品业的凤凰涅磐，还是整个食品安全体系的治理整顿，在一年前高度关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境外媒体人士看来，他们对于一年后中国食品安全信心恢复又会做何评价呢？
从忧心忡忡到放下心来
“前两年在美国听到很多关于中国食品的报道，让人觉得非常可怕。但这一年我一直在北京，看到了中国的一些举措，有个‘法’字在那肯定会有作用”
去年9月，韩国《东亚日报》驻北京特派员具滋龙心里很不是滋味，刚报道完盛大的奥运会，接连而来的“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却让他很“震惊”：“这个国家能举办有史以来*好的一届奥运会，而它为何不能为本国婴儿确保奶制品的安全呢？”
不过现在，具滋龙并不介意喝中国牛奶。一年来他观察到，中国食品安全和食品清洁环境有所改善，中国政府对于食品问题也越来越“较真”，“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改善，这么大一个国家处理问题肯定也要比较久的时间，我对中国食品安全的未来很有信心。”
回忆起去年的“问题奶粉”事件，台湾东森电视台驻北京记者杨钊还有些“耿耿于怀”，据他介绍，台湾很多奶制品来自大陆，所以“问题奶粉”事件一出，台湾当局非常恐慌，加之岛内媒体大肆炒作，台湾民众听到“大陆制造”就色变。好在该事件爆发不久，两岸卫生专家马上在北京会面，就“问题奶粉”的相关问题、食品安全进行沟通，并在去年10月成立了两岸食品安全通报机制。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记者麦迪文原来也对中国食品一直“忧心忡忡”，因为澳大利亚的食品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但实际在中国生活，发现并没有那么糟糕，不是所有的食品都不安全。”
美国之音驻华记者章明也有同感：“前两年在美国听到很多关于中国食品的报道，让人觉得非常可怕。但这一年我一直在北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有个‘法’字在那肯定会有作用。”
日本共同社驻华记者盐泽英一联系到去年年初的“问题饺子”事件，“去年这两起事件后，我感觉中国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坏事变好事。”而自己的太太也早已习惯在北京的超市买菜，“蔬菜会多看看表面，回来多泡水，其他也不会太在意。”
乳制品业经历凤凰涅磐
“如今市面上买的牛奶有一股久违的奶香味，这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之前的状况有明显区别”
在去年的一片质疑和指责后，许多外国媒体还是对中国政府一年来的工作报以肯定的态度。这段时间，以痛苦的嬗变为代价，中国乳业步入了正轨，中国的食品安全意识也深入人心。
去年的9月11日，当时的石家庄三鹿集团公司发出声明，称经自检发现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公司决定立即对当年8月6日以前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全部召回。此后，事态发展有如“雪崩”，事态迅速波及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
一年之后，香港《南华早报》回顾了这起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代价。“三聚氰胺婴儿奶粉造成至少6名婴儿死亡和将近30万名婴儿生病，这是中国出现的*严重的食品污染事件。” “21名奶粉企业负责人、中间收购商和奶农受到刑事罪名指控，多名政府官员被免职。”其中包括李长江引咎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
痛定思痛，在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之后，一场变革在中国食品安全领域展开。
2008年10月9日，《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在国内正式施行。“对奶制品从农场到货架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制定了详细规章制度。”
《日经产业商报》记者多部田俊辅注意到，中国乳制品巨头“彻底加强对原料奶的管理”。比如一家乳制品巨头派驻了近8000名检验人员对挤奶设备等进行24小时监督。运输原料奶的车辆也加装了GPS定位系统,彻底杜绝混入三聚氰胺的可能。而另一家乳制品巨头则向在奶农家里设立的挤奶站派驻指导人员,确保原料奶品质。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比如，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一年之后的今天，不只一位石家庄市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今市面上买的牛奶有一股久违的奶香味，这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之前的状况有明显区别。
从中国质量协会、全国用户委员会2009年9月8日披露的一项*新测评结果显示，中国液态奶行业用户满意度得分为76.2分(满分为100分)，评价处于“较好”水平。这被认为是国内消费者信心回归的一项重要证据。
有肯定也有疑惑和质疑
“政府采取的措施确实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但是，这些措施是否能解决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和利润所带来的问题？”
当然，“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影响和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的乳制品，而是整个中国食品行业。《南华早报》如是概括：“一个积*的结果是，大陆的食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
针对“三鹿问题奶粉”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
《南华早报》注意到，“食品**制度取消，三鹿曾是**产品之一”。“新法律还特别重视食品添加剂问题。去年三鹿婴儿配方奶粉丑闻的元凶就是食品添加剂，”美联社报道称。《华尔街日报》则认为，“新的食品安全法旨在理顺监管，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全国食品安全委员会来协调其他政府机构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减少参与的机构数量。”
“给这些举措打多少分我不好说，但起码中国政府的诚意和努力值得肯定。”美国之音的章明说道。
肯定这些作为的同时，外媒也有疑惑和质疑。《南华早报》在一年后的反思文章中提出疑问：“政府采取的措施确实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并填补了一系列消费者保护措施中的漏洞。但是，这些措施是否能解决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和利润所带来的危险、缺乏透明度、缺少法制等问题？”
许多外媒也认识到中国拥有50万家食品生产企业，体系过于庞大，以致于很难对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实行有效监管。《华尔街日报》评论道：“这些措施看起来不错，但新法律根本没有交待任何关于具体操作实施的细节。”美国《时代》周刊则提出：“更麻烦的可能是中国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将种种管理规定付诸实施。”
事实上，在今年6月《食品安全法》通过之后，为保证食品安全法的顺利施行，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还专门制定了《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示范店规范指导意见》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八项制度。今年8月，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中明确要求，中国将建立县级以上地区食品安全事故或者疑似食品安全事故紧急报告制度，反应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谎报和缓报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
食品安全还是长期课题
“《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机构和制度的建设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一定会在法制和科学的轨道上扎扎实实地前进”
对于外媒报道中比较中肯的见解，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也表示认同。
比如对于外媒记者们愤愤地指责企业丧失伦理道德的行为，罗永康认为，在提高企业道德修养的同时，国家也应该加强打击力度，严惩不尽责的官员，重罚黑心商人。“国家的这些改善措施正在慢慢起到成效，我们要以积*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他表示。
由于至今保留“分段监管”(即生产环节、流通环节、餐饮服务行业、食用农产品由不同的部门来负责管理)，外媒对于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效果始终存在怀疑，对于这个问题，国内专家们也认为虽然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开始注意解决“分段衔接”(比如提出“无缝衔接”)，并且增强“统”的力量，比如设立国务院级别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但仍需进一步调整。
中国农业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李里特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国家这一年来的措施，对不法的生产起到约束作用，也的确遏制了一些事件。”但他也强调，需要重视的不仅仅是后期的法律监管和惩罚行为，更重要的还是中国农产品的产业体制问题，需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
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一年之后，尽管中国进行了很多反思和变革，但外媒的视角提醒国人，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长期课题。正如中国食品安全首席专家、中国疾控中心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强调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规范化以及提高中小型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素质还需相当长时间；《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机构和制度的建设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一定会在法制和科学的轨道上扎扎实实地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