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底层服装制造业的两极化

百检网 2021-12-16
   8月初,孟加拉服装厂152 0173 3840名工人绝食讨薪,要求支付拖欠已久的工资和奖金。此前,柬埔寨服装产业也连续爆发罢工、抗议事件。这边秀场上,时装光鲜靓丽、引人注目;另一边,底层劳工的血泪与抗争鲜少人关注。几年间,中国在“全球**服装制造工厂”的位置上坐立不安,东南亚第三世界国家的服装业订单大量流失,英美等国开始培养自己的制衣工人……在这一连串变化的背后,时装制造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国内制造成本上涨:“用工荒”和“加薪潮”,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广东东莞在今年4月爆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的罢工潮,大约3万工人参与了罢工行动,其中大部分来自当地*大的鞋业加工厂—裕元。罢工前,这些工人为全球30多家**鞋类品牌进行代工,名单里包括adidas、NIKE。鞋厂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次停工维权缘于鞋厂未足额为工人购买社保。*后,为期12天的罢工导致裕元损失共计2700万美元,adidas直接减少了订单量。这一事件让公众认识到,中国工人们权益意识正在增强,服装企业的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好过了。而对于成本异常敏感的制造行业早已察觉中国的加工优势正在消失。
 
  2008年后人民币汇率不断攀升,当国人笑逐颜开地购买国外商品时,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服装加工业利润空间却在变小。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业的出口利润率将下降2%-6%。为保证利润,服装品牌必须用更多的美元换取相同价值的服装,成本增加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工人的数量优势也正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而逐渐消失。中国人喊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老龄化却在提前到来。在2008到2013的五年间,工业领域就业机会新增了3000万,但中国15-39岁的劳动力人口却萎缩了将近3300万。劳动人口的缺失直接导致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在近几年春节长假后集中爆发“用工荒”。根据专家预期,年轻劳动力人口总数将在2015年减少2000万,到2020年还将进一步减少2200万。
 
  伴随“用工荒”的加剧,“加薪潮”也在服装制造业中兴起。用工人数的短缺和需求上涨,导致服装加工者的工作时间不得不延长。在每周工作6.3天的一线工人中,有47%以上不愿意加班。80后工人们对生活质量、休闲需求的提高,促使服装厂为了留住熟练工,必须提高待遇、改善生活条件。有半数以上的纺织服装厂提薪幅度在10-20%之间,更有12.5%的企业选择上涨20%以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变得不再廉价。
 
  成本的不断上涨,外资企业只有选择撤离。NIKE在2009年3月叫停其在太仓的在华**鞋类工厂,解散了1400多名工人。2012年7月,adidas“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关闭苏州工厂。同年,裕元的母公司宝成关闭了在华的51条生产线,约占其大陆生产线的20%。纵观国内,凡客诚品将部分订单转移到孟加拉,宁波申洲针织集团斥资3000万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纺织工厂,“试水海外生产”逐渐成为国内大中型纺织服装企业的新趋势。
 
  而那些受到优惠税率和廉价用地政策吸引,将服装厂内迁的小老板们,发现中西部地区并非乐园。或许有部分工人愿意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工作,但内地配套产业链的不成熟,致使原料辅料采购、印染加工等环节需要通过物流配送或转移加工。生产质量和工期得不到保障,加上劳动力短缺,企业仍然会面临工人的涨薪要求(河南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在过去五年里增长了110%)。综合起来,内迁带来的实际成本并没有明显降低,而物流更是糟得像场噩梦。
 
  于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地区自然成为中国之后,服装产业转移的下一个目的地。但情况真的如设想般美好吗?东南亚国家渐失投资信任:工厂事故和罢工、抗议事件频发,政策风险高
 
  从2008年开始,消费者们逐渐发现在H&M、ZARA、NIKE、沃尔玛购买的衣服鞋子标签上,made in Vietnam、made in Bangladesh的字眼越来越多。在小小的标签背后是,整个东南亚分流了中国30%的加工订单,孟加拉正在成长为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服装产地,而低廉的人力成本正是它们竞争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报告,2012年广州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是352美元,相比之下,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和孟加拉达卡工厂的工人平均月薪分别只有111美元、82美元和78美元。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服装制造业在这里重新看到曙光,投资东南亚成为外商们热议的话题。
 
  在过去5年间,越南的外商投资增长了两倍以上,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资也分别增长85%和43%,达到8.92亿美元和11亿美元。外资的大举进入,服装加工产业的转移,让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赖服装出口取得了一定进步,但问题也随之而生。
 
  2012年11月,孟加拉塔兹雷恩制衣厂大火,导致121人葬身火海;次年4月,首都达卡市郊一栋8层楼建筑突然倒塌,致多人被埋,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恶劣的工作环境、横行的黑帮、腐败的政府官员、物价上涨……每一个社会问题都是压死穷人的*后一根稻草,贫穷的服装业工人无法维持日常生活,不满的情绪正在累积。
 
  2013年9月份,为争取每月104美元的*低工资,孟加拉的服装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抗议活动进行了三天,400间工厂停工。同年底,愤怒的工人们纵火烧毁了一栋十层楼高的大型服装加工厂。而在今年8月初,152 0173 3840位工人绝食讨薪,要求支付拖欠3个月的工资及开斋节奖金约4130万塔卡。

  柬埔寨的情况一样不容乐观。2013年,柬埔寨面料生产协会(GMAC)记录在案的罢工共130起,是过去十年来*频繁的一年。当年年底,30万柬埔寨服装工人举行罢工游行,GMAC号召成员工厂关闭,停止生产三天。*后造成约2亿美元损失以及7000万美元的投资延迟。
 
  在越南,外商面临的问题更甚。社会环境和政体的不稳定;年初爆发的汇率危机;当地工人缺乏专业技能培训,生产率低下;本国原辅料生产仅能满足纺织行业30%的生产需求,绝大部分中高档面料严重依赖进口;今年5月,甚至还发生针对外国投资者的暴力事件,这都让越南的经商环境蒙上一层阴影。
 
  服装厂商逐渐发现,尽管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东南亚国家的可隐形成本和政策风险更高。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种种考验,而这也动摇了不少外商投资东南亚地区的信心,但也无计可施。品牌敷衍应对:避开道德谴责,避签劳工协议,避免资金赔偿
 
  东南亚诸国的工厂事故和罢工游行见诸报端,将西方的服装业巨头们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经济损失以及法律诉讼,同时也要面对消费者带来的道德指责。这些服装业巨头们在此会作何反应呢?
 
  去年4月孟加拉国拉纳广场的一栋制衣厂大楼发生倒塌事故,造成1127人丧生。此事故将GAP、MANGO、贝纳通、家乐福、沃尔玛等数10个服装品牌及零售商牵涉其中。事故发生后,H&M、ZARA母公司与当地劳工联盟签署了一份《孟加拉国服装产业安全协议》,梅西百货、JC Penny、玛莎百货、MANGO、贝纳通等随后相继加入该协议之中。迪士尼公司更宣布撤销孟加拉的服饰订单,以后永不在此制造……就连拒绝加入协议的GAP也宣布将自行制定安全计划。沃尔玛聘请了专业公司来检查供应商工厂的结构、火灾和电气安全,并宣称提供180万美元对工厂管理者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后的再次安全检查。
 
  在危机处理专家和公关的联合发力下,品牌们“积*”响应,仿佛稳妥地避开了西方消费者们的道德指责,将负面影响降到*低。但是,正义仍未得到声张。
 
  拉纳广场捐助者信托基金会在惨剧后对外公开募集善款,截止8月4日,原本预计筹得4000万美元的善款仍不足一半。本应该担负起责任的零售商们此时集体失声。并不是**次经历这种事件的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务工环境难以在孟加拉、甚至中国得到真正的改善。虚伪的应对措施背后只要避签劳工协议,就能避免资金赔偿,这才是利益所在。
 
  英美重拾制造业:在本国培养自己的制衣工人
 
  服装链里的零售商们衡量着每一个导致成本上涨的原因:原材料价格、旷日持久的海关手续和不可靠的能源供应、管理质量不稳定、工业或政体动荡、道德健康和安全法规、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运输成本以及对环境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服装的离岸成本,并且延长了服装制作时间。
 
  也许在本国重拾制造业是一个解决办法。
 
  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正在检讨和修正昔日的“去工业化”、“去制造业”的战略,“再工业化”成为不少发达国家的共同战略选择,而一些大规模并且具有影响力的零售商与品牌商也在积*寻求开发更接近消费市场的制造基地。他们要做的**步,是培养新一代的技术工人。
 
  在美国、英国等国和香港地区,熟练技工的短缺是阻碍制造业复苏的一大因素。英国的纺织服装业在上世纪80年代有80万工人,下降到现在的10万人。时尚的话语权被设计师、市场营销牢牢掌握,没有人会觉得提供精湛的制衣技术是一件“性感”的事。
 
  如何才能在当地培养更多的制衣工人?
 
  Jenny Holloway在北伦敦开展的Fashion Enter项目或许值得借鉴。2006年,这位创始人在哈林盖(Haringey)小镇上设立了服装制造基地及认可实习模式,让当地的失业青年有机会获得实实在在的技能培训。在镇理事会的支持下,她还游说到ASOS、John Lewis和马莎百货对生产基地和学徒计划进行了投资。*重要的是,他们也投入了部分服饰订单,在那里试水生产。
 
  企业和社会团队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塑造新一代的工人,仍然需要国家政府层面的支持,譬如恢复缝纫学校课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学徒计划。像英国时装理事会一样有影响力的时尚机构,也需要在舆论上承认制造业对于时尚的重要性。纽约市政府和CFDA(美国时装设计师理事会)则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们成立了服装生产商联盟(Fashio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简称FMI)基金会,旨在恢复“失去的艺术缝纫技能”以及振兴纽约的服装制造业。
 
  我们不难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服装价格节节上升是必然之事—服装制造业不得不采用调高产品售价的方式,来消化各种成本上涨的压力。在服装制造供应链上,中国制造仍然坐着世界头把交椅;但孟加拉、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也占有**优势,在全球需求放缓、快时尚折扣零售商大势流行的今天,时尚背后的“血汗工厂”难以消失。
 
  而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业成本差距的缩小,将促使一些公司将工厂迁回本土或是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同时零售商们的政治意愿以及对小批量优质服装的需求,将催生一批反应迅速、工作灵活的本土服装加工厂,或许我们将有望看到英美等国的服装制造业再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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