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温州市区一家鞋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给记者打来电话，称他们已组织人员到安徽等地大量招收务工人员，以解眼下用人之急。
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令人意外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不少人认为，这是长期漠视民工利益的代价，这是民工在对不公平的待遇说“不”。民工告急，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会带来整个社会的连锁反应。
找个民工咋就那么难？
每天清晨，在温州蒲鞋市开饭摊的汪女士和丈夫都早早起床，唤醒了在店里帮忙的兄弟和家人起来做事，然后又睡眼惺忪地拉出小三轮车赶到菜市场买菜。
这些本是饭摊打工者做的事情，现在都由老板一家子所代替。汪女士的饭摊以往都要雇三个男工过来帮忙。男工在汪女士的饭摊做事，除包吃包住以外，每月能按时拿到６００元的工资。一直以来，汪女士和她的雇工们的关系都还不错。
但是从前几个月开始，在汪女士饭摊做事的工人变动特别频繁。“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有人辞职不干，我得不断从外面找人补上。”汪女士说。
这样的局面也没能维持多久。今年进入七月，汪女士就再没有招到工人，饭摊全靠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努力支撑着。“我们不知道能支撑到什么时候，为什么找个民工就这么难呢？”当记者采访汪女士时，她不解地问记者。
据业内人士剖析，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向上进取的念头，除了包吃包住，还能拿到一定的工资外，也有人会考虑到发展和提升，如果一个岗位没有给他这方面的希望，那么，如果有待遇更好或者活更省力的地方，原先的岗位就失去了吸引力。
和汪女士同样碰到招工难的还有温州经济开发区一制笔企业的周经理。
几个月前，该制笔企业接到一笔大订单。由于人手不够，周经理立马向市区几家职业介绍所发出急招的讯息，但是此后几个月，却一名也没招到。*后，订单上任务还是靠企业里老工人加班加点勉强完成。所有员工包括周经理本人都累得够呛！“以后说什么也不敢随便接大订单了！”周经理不无惋惜地说。
在永嘉一制鞋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曾先生认为，周经理犯的是温州大多数企业容易犯的毛病。等到有订单时，就到介绍所招人，没有业务时，就解雇工人。现在，民工对这种毫无保障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方式要说“不”了。
“要走，也是被逼的！”
老板招民工为什么会这么难？温州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中心副主任陈生竞向记者介绍说：“事实上，这个难题在两年前就已初露端倪。”
据一项调查数据表明，近几年，到温州的民工每年人数正以１０％的速度递减，特别是今年，受全国“民工荒”大环境影响，赴温民工递减人数已高达２０％。
大批的民工离开温州，究其原因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也许只有那些要离开的民工*有发言权。７月２２日，记者在温州火车站候车室里对将要离开温州的民工进行了一番调查。
火车站二号候车室里，记者**遇到的是林老汉。这位来自金华农村的“老打工”正半圈着腿坐在椅子上，一脸皱纹呈现的是艰辛和沧桑。“我来温打工已经１４年了，这次回去不再来温州了。”林老汉有些伤感地说：“现在在温州打工工资低，房租却高得厉害，加上暂住费、卫生费、管理费，各种各样的收费，在这里连自己都养不起了，还怎么省钱寄回家？”
“很多人都回去了，这样下去，老板会招不到工人的。”一打开关于民工的话匣子，他的话就滔滔不绝，“在家里做还合算得多，起码费用低。在温州打工，平时老板每月只给预支一两百元的生活费，都是年底才算工资。如果做不满一年的就惨了，不仅工资一分也拿不到，就连年初押老板那里的１０００元也要不回来了。你说这样子，想要在温州打工有多难呀？”
１０年前，林老汉来温打工，他带了老家的４８个年轻人一起过来“淘金”，而今这批人仅剩４人仍留在温州。
采访中，记者还遇到了一名４０多岁的江西女子王美娟。王满脸黝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很多，王美娟很是气愤地告诉记者，她于一个多月前来温州寻工，看到瓯海区南白象镇的一家制衣厂急需女工，就去应聘了，进去干了几天后才知道该厂原先一些老工人都不愿在这里工作，是因为老板不及时发工资，加上对员工又不尊重，于是她也决定不干了。她再三要求结算工资时，原本１００多元的工钱，苛刻的老板只给了５０元。今天坐车到窗口买票时，她才发现这张５０元的纸币竟然是假的。提起这，王美娟的眼里满是哀伤的泪水。
**时间里，记者先后对２０多名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除了３０％的民工是因为厂里停工放假外，其余６０％至７０％的民工出走都和老板不讲诚信、用工环境差有关。
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主任金克明律师对此分析说：民工作为劳动者，他本身具有双重属性，现在，一些企业只看到其自然属性的一面，把人简单地当作工具使用，在拼命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对民工的社会属性视而不见，缺乏对外来务工者权益的起码尊重。
告急背后的“多米诺骨牌”
“民工短缺问题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温州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职介中心的陈生竞形象地比喻。
**块“多米诺骨牌”是《劳动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陈生竞认为：民工短缺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虽然《劳动法》颁布已有１０年时间，但《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各项保障权益在一些中小企业中还是无法得到实现。
第二块“多米诺骨牌”是用工环境不规范。陈生竞介绍说，由于《劳动法》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加上温州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属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附加值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主往往采用一些不法手段，导致用工环境很不规范。
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企业主无视工人利益，任意克扣工薪和恶意欠薪现象严重；其二，物价上涨，工人的工薪却不见上浮，企业主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来追求利润*大化；其三，企业主也无视工人健康，一些企业生产环境恶劣，员工在有毒有害的车间做事，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另外，还有一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一旦接到大量订单，就大批招聘生产工人，而一到淡季就解雇工人。
第三块“多米诺骨牌”是民工大量出走。陈生竞认为，民工出走和用工环境差是息息相关的。出走的民工回家后，会把自己的不平经历向自己的亲人、朋友，乃至整个乡村进行传播，这就导致许多本想外出打工的民工放弃了念头，城市民工短缺再度形成恶性循环。
“这三块骨牌反映的其实还是老问题，在过去它们表现并不明显。但是现在由于国内就业形势急剧变化，特别是其他城市经济得以迅猛发展起来，人家在用工上开始讲究规范，而温州很多企业管理模式还没大的变化，造成许多民工向他们认为好的城市聚拢。温州丧失了原先的优势，因此三块骨牌的连锁反应就特别明显。”陈生竞说。
除此之外，一些来自民间的声音认为，温州这个城市生存成本太高，如房价高、语言排外等现象，也阻挡了一部分人的脚步。
很难想像，如果没有民工，我们的城市将会怎样？现在，城市的许多行业都离不开民工，与城里人一样，民工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创造着价值，也尽力改善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同样作为劳动者，民工的权益却总是被漠视、忽略。有时，他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却拿不到应得的血汗钱；三伏时节，他们每天在烈日下工作１０多个小时，却得不到应有的防暑降温劳保。
是啊，只有大家都有了尊重民工、尊重民工劳动的意识，民工的生存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他们才会愿意留下来。
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令人意外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不少人认为，这是长期漠视民工利益的代价，这是民工在对不公平的待遇说“不”。民工告急，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会带来整个社会的连锁反应。
找个民工咋就那么难？
每天清晨，在温州蒲鞋市开饭摊的汪女士和丈夫都早早起床，唤醒了在店里帮忙的兄弟和家人起来做事，然后又睡眼惺忪地拉出小三轮车赶到菜市场买菜。
这些本是饭摊打工者做的事情，现在都由老板一家子所代替。汪女士的饭摊以往都要雇三个男工过来帮忙。男工在汪女士的饭摊做事，除包吃包住以外，每月能按时拿到６００元的工资。一直以来，汪女士和她的雇工们的关系都还不错。
但是从前几个月开始，在汪女士饭摊做事的工人变动特别频繁。“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有人辞职不干，我得不断从外面找人补上。”汪女士说。
这样的局面也没能维持多久。今年进入七月，汪女士就再没有招到工人，饭摊全靠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努力支撑着。“我们不知道能支撑到什么时候，为什么找个民工就这么难呢？”当记者采访汪女士时，她不解地问记者。
据业内人士剖析，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向上进取的念头，除了包吃包住，还能拿到一定的工资外，也有人会考虑到发展和提升，如果一个岗位没有给他这方面的希望，那么，如果有待遇更好或者活更省力的地方，原先的岗位就失去了吸引力。
和汪女士同样碰到招工难的还有温州经济开发区一制笔企业的周经理。
几个月前，该制笔企业接到一笔大订单。由于人手不够，周经理立马向市区几家职业介绍所发出急招的讯息，但是此后几个月，却一名也没招到。*后，订单上任务还是靠企业里老工人加班加点勉强完成。所有员工包括周经理本人都累得够呛！“以后说什么也不敢随便接大订单了！”周经理不无惋惜地说。
在永嘉一制鞋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曾先生认为，周经理犯的是温州大多数企业容易犯的毛病。等到有订单时，就到介绍所招人，没有业务时，就解雇工人。现在，民工对这种毫无保障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方式要说“不”了。
“要走，也是被逼的！”
老板招民工为什么会这么难？温州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中心副主任陈生竞向记者介绍说：“事实上，这个难题在两年前就已初露端倪。”
据一项调查数据表明，近几年，到温州的民工每年人数正以１０％的速度递减，特别是今年，受全国“民工荒”大环境影响，赴温民工递减人数已高达２０％。
大批的民工离开温州，究其原因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也许只有那些要离开的民工*有发言权。７月２２日，记者在温州火车站候车室里对将要离开温州的民工进行了一番调查。
火车站二号候车室里，记者**遇到的是林老汉。这位来自金华农村的“老打工”正半圈着腿坐在椅子上，一脸皱纹呈现的是艰辛和沧桑。“我来温打工已经１４年了，这次回去不再来温州了。”林老汉有些伤感地说：“现在在温州打工工资低，房租却高得厉害，加上暂住费、卫生费、管理费，各种各样的收费，在这里连自己都养不起了，还怎么省钱寄回家？”
“很多人都回去了，这样下去，老板会招不到工人的。”一打开关于民工的话匣子，他的话就滔滔不绝，“在家里做还合算得多，起码费用低。在温州打工，平时老板每月只给预支一两百元的生活费，都是年底才算工资。如果做不满一年的就惨了，不仅工资一分也拿不到，就连年初押老板那里的１０００元也要不回来了。你说这样子，想要在温州打工有多难呀？”
１０年前，林老汉来温打工，他带了老家的４８个年轻人一起过来“淘金”，而今这批人仅剩４人仍留在温州。
采访中，记者还遇到了一名４０多岁的江西女子王美娟。王满脸黝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很多，王美娟很是气愤地告诉记者，她于一个多月前来温州寻工，看到瓯海区南白象镇的一家制衣厂急需女工，就去应聘了，进去干了几天后才知道该厂原先一些老工人都不愿在这里工作，是因为老板不及时发工资，加上对员工又不尊重，于是她也决定不干了。她再三要求结算工资时，原本１００多元的工钱，苛刻的老板只给了５０元。今天坐车到窗口买票时，她才发现这张５０元的纸币竟然是假的。提起这，王美娟的眼里满是哀伤的泪水。
**时间里，记者先后对２０多名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除了３０％的民工是因为厂里停工放假外，其余６０％至７０％的民工出走都和老板不讲诚信、用工环境差有关。
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主任金克明律师对此分析说：民工作为劳动者，他本身具有双重属性，现在，一些企业只看到其自然属性的一面，把人简单地当作工具使用，在拼命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对民工的社会属性视而不见，缺乏对外来务工者权益的起码尊重。
告急背后的“多米诺骨牌”
“民工短缺问题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温州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职介中心的陈生竞形象地比喻。
**块“多米诺骨牌”是《劳动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陈生竞认为：民工短缺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虽然《劳动法》颁布已有１０年时间，但《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各项保障权益在一些中小企业中还是无法得到实现。
第二块“多米诺骨牌”是用工环境不规范。陈生竞介绍说，由于《劳动法》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加上温州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属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附加值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主往往采用一些不法手段，导致用工环境很不规范。
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企业主无视工人利益，任意克扣工薪和恶意欠薪现象严重；其二，物价上涨，工人的工薪却不见上浮，企业主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来追求利润*大化；其三，企业主也无视工人健康，一些企业生产环境恶劣，员工在有毒有害的车间做事，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另外，还有一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一旦接到大量订单，就大批招聘生产工人，而一到淡季就解雇工人。
第三块“多米诺骨牌”是民工大量出走。陈生竞认为，民工出走和用工环境差是息息相关的。出走的民工回家后，会把自己的不平经历向自己的亲人、朋友，乃至整个乡村进行传播，这就导致许多本想外出打工的民工放弃了念头，城市民工短缺再度形成恶性循环。
“这三块骨牌反映的其实还是老问题，在过去它们表现并不明显。但是现在由于国内就业形势急剧变化，特别是其他城市经济得以迅猛发展起来，人家在用工上开始讲究规范，而温州很多企业管理模式还没大的变化，造成许多民工向他们认为好的城市聚拢。温州丧失了原先的优势，因此三块骨牌的连锁反应就特别明显。”陈生竞说。
除此之外，一些来自民间的声音认为，温州这个城市生存成本太高，如房价高、语言排外等现象，也阻挡了一部分人的脚步。
很难想像，如果没有民工，我们的城市将会怎样？现在，城市的许多行业都离不开民工，与城里人一样，民工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创造着价值，也尽力改善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同样作为劳动者，民工的权益却总是被漠视、忽略。有时，他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却拿不到应得的血汗钱；三伏时节，他们每天在烈日下工作１０多个小时，却得不到应有的防暑降温劳保。
是啊，只有大家都有了尊重民工、尊重民工劳动的意识，民工的生存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他们才会愿意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