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与
“民以食为天”。在如此剧烈的食品价格上涨下，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的要求。这说明，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尚存在一些薄弱之处，需要着力加固。
实现国内粮食供求平衡前景乐观
“说起我国食品价格上涨，我们有必要区分‘大粮食’和‘小粮食’两个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告诉记者，我国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包括油脂、蛋、奶等在内的“大粮食”即英文“FOOD”价格的上涨，“小粮食”即口粮，如小麦、稻谷等上涨幅度并不大。
另外，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并非完全是供应因素起的作用。知名“三农”问题学者党国英向记者强调，“我国农产品已经进入成本推动的涨价期。随着能源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使用成本等不断上涨，食品价格上涨是必然的。即使粮价不上涨，食品价格也会上涨。”
李国祥还介绍说，其实去年国际粮价上涨幅度远大于国内。据统计，2007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近1/3，创1845年以来*高。其中，小麦价格飞涨112.0%，玉米猛增47.3%，大米上扬3.1%。从国内来看，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食物结构升级。“我国每年有1500万人左右从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这有着不小的推动力”。这个趋势与我国农产品自2003年开始的新的价格周期相遇，加剧了价格上涨。
李国祥还表示，由于国内耕地面积的硬约束，我们的“小粮食”与“大粮食”之间存在一定的“跷跷板”效应。在实现连续四年的粮食丰收后，我们的油料却无法实现国内平衡。这也是国内食品价格大涨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不过，前景还是令人鼓舞。“目前我国有18亿亩耕地，其中13亿亩用来种植粮食，如果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是1.3万亿斤粮食。”党国英认为，这可以满足国内需求甚至还有富余。他认为，我国粮食生产至少还有20%的增收空间，完全可以实现供求平衡，关键是保护好农民的积*性，让他们“把粮食种好”。
要实现农业专业化生产
党国英认为，目前我国存在“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问题。“这是十分危险的，长期来看，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生产必须要靠专业化农业。”党国英说，“实现专业化农业，则需要我们实施‘积*的城市化’政策加以推动。”
党国英介绍说，在“积*的城市化”进程中，表面上来看，越来越多有能力的农民进城了，但到一定阶段，这就会给专业化农业生产提供机会。因为倒是有能力的人会发现当农民的好处。因为按照目前机械化水平，一个农民种上几十亩、几百亩地是没有问题的。党国英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农民种50亩地，每亩地得到国家目前平均100元的补贴就是5000元，加上种地一年收入几万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通过积*的城市化政策，将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和农业服务业就业，将为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腾出巨大空间。
党国英认为，事实上，在目前小农数量巨大的情况下，我国农业单靠农业补贴所能释放的效率是有限的。在加大补贴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有长远的战略考虑，促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为农业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必须解决降低流通成本等三个问题
李国祥认为，要促进农业持续增收，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还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合理确定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发挥各级政府积*性保护耕地。
李国祥说，由于我国农业处于分散的小农户经营状态，很难对价格形成有效压力，致使流通环节成本过高，流通行业的定价权过大。他举例说，像牲畜屠宰、蔬菜水果等行业，流通环节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压级压价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挫伤了农民积*性，还使农产品生产大起大落。同时，农业龙头企业价格发言权过大的情况也不应忽视。“农民虽缺乏定价权，但是却有养与不养、种与不种的权利，这直接使部分食品出现短缺，并导致价格上涨。”这种农产品供应大幅波动的强制调节形式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当前和将来我国农业生产*大的制约依然是耕地问题。”他认为，必须增强地方政府保护耕地面积的主动性和积*性，这就需要通过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等综合措施加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