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
成本
养猪，或者不养猪，这曾经不是一个问题。
当年无数的报告文学向人们描绘了如下田园牧歌式的场景：农民们放开了手脚，在土地上干劲十足，竞相攀比谁家的土地更肥，谁家的猪养得更大。
四川省北川县桂溪乡的农民郑世才一家有一年养了十头猪，还有一年他甚至养了一头重达200公斤的猪。当他带着有点恶作剧的心情把猪贩子领到这个像牛一样的动物跟前，猪贩子当即提出用一台大电视机来换——不过这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郑世才和他的乡亲们早就已经发现，把猪养到100公斤左右*为划算。在这个阶段，猪吃饲料的出肉率*高，大概三斤饲料能长一斤肉，再养的话，就费饲料了。
在郑世才所在的乡镇，养猪和种菜籽曾经是农民*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起屋造田，子女读书，请客吃饭，都要依靠这两大收成。郑世才一家4口，每年卖4头猪大概能挣3000元，种菜籽能挣2000元。但如今，这两项加起来也只是一个劳动力去新疆种一年棉花带回的收益。如果去山西的矿上，这个数字还几乎可以翻番。那么，为什么还要种地或者养猪呢？
“农民的账经不起细算”，郑世才这样对本刊说。这个40出头的农民是村里公认的会算账的人，几年前他*为精明地把正在上高中的儿子转送进了技术学校，规避了高昂的高等教育投入。如今儿子在苏州打工，每个月能挣2200元，寄1600元回家存着，让乡邻们羡慕不已。
郑世才根据自己的小九九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生猪价格和肉价一齐见涨，但猪圈里的两头猪出栏以后，他不打算再马上补栏。去年他只养了4头猪，今年也不想养得更多些。郑世才所在的桂溪乡，在5月份的肉价上涨之后，猪仔的价格也涨到了每公斤16元，那么根据这个价格摆在他面前养一头猪的粗略成本和收益表是：买头约20公斤重的猪仔，花300元左右；养殖期约100天，吃掉200公斤玉米，玉米目前的卖价是1.7元每公斤，打磨成猪吃的玉米粉，还要20元左右的加工费，总共360元；此外还有每公斤5.6元的催长素，按1比10的比例配入粮食，按200公斤玉米计算要花112元。到了3个多月以后，如果肉价依然和现在一样坚挺，依然能以每公斤9.2元左右的价格把猪卖给猪贩子，那么花3个多月时间养一头100公斤的猪，150余元就是一户农民在这方面的劳动所得。
这只是个理想的算法，很多猪在3个月以后长不到100公斤，而且一个月之前毛猪的卖价才每公斤8元，再说难保3个月以后不会跌价。去年这个时候，毛猪每公斤甚至卖不到6元钱。此外，猪会生病，如果不是大面积的疫情而只是自家的猪病死的话，几乎不可能得到什么补贴。
因此郑世才认为，政府鼓励养猪很难有什么作用。他告诉本刊记者，以前每年养七八头猪，是因为自家种的玉米多，“退耕还林”以后，他没有那么多的玉米拿来养猪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有农民买大批玉米来养猪，因为风险太大。
也没有人再愿意像十多年前一样，每天付出大量劳动力去山上挖野菜，花大半年甚至一整年的时间来养肥一头猪，然后拿去和猪贩子换电视机。养猪户们以玉米加催长素的实物投入替代了劳动力投入，猪身上长的每一斤肉都是用钱买来的。但在节省劳动力方面，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有太多人愿意循着这个方向更进一步，直接以大约每公斤2.5元的价钱买成品饲料，以免去每天自己调配猪食的麻烦——因为以一头猪吃220公斤饲料来计算，这在降低劳动量的同时会增加大约每头猪50元的成本。
面对猪肉价格上涨，与农民养猪积*性不高并存的局面，有人建议进行规模养殖，以更好应对市场的波动。但这更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纸上谈兵。
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产科教处副处长富刚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农民散户养殖是全世界成本*低的养猪模式，“当我们说农民养一头猪赚了150元时，我们其实还没有计算劳动力投入以及猪舍维护等间接成本”。
中国将年出栏50头以下称为散户养殖，这样的散户养殖在中国的生猪养殖中占70%以上，而四川的养殖户80%以上是散户，这可以说正是猪肉能一直保持低价的*主要原因。假如中国养猪真的实现以规模养殖为主，各种劳动力投入及间接成本以市场定价，带来的后果将是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50元一头猪，是四川省江油市贯山乡的猪贩子李白光在去年为这种散户养殖的间接成本开出的价钱。这个价钱已经低得离谱，却也吸引了几百家本地农户在去年为他养了1000多头猪。李白光亲自将猪仔送进这些农户家里，并定期送去饲料，希望获得规模效益。结果在去年5月，他一度损失惨重，因为当时毛猪价格跌到谷底。根据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的计算，当时四川农民每出栏一头猪就亏损100元。可以想见，如果按市场人力价格雇用工人养猪，毫无疑问，将赔得更惨。
市场
猪贩子李白光一年*多卖出过2000头猪。在去年结束了大半年的惨淡经营之后，他放弃了又养又卖的理想，退出生猪养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流通领域。他每天驾着农用车从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村购买生猪，再连夜运到当地*大的屠宰场——江油市郊的太平镇屠宰场，将生猪在这里屠宰后并卖给肉贩。这一进一出的价格，在5月底分别是每公斤9.2元和13.6元左右。
李白光说，一头100公斤的生猪，一般能杀出75～80公斤肉，也就是说，每头猪他可以赚取130元左右，再除去各种税费大约40元，以及运输、屠宰等费用，他能赚五六十元。
这个盈利水平并不是随着去年年中开始的猪肉价格回升而开始上涨的，相反，在猪肉价格的低谷，盈利水平反而可能更高。李白光解释说，农民有自己的考虑，跌价的时候，因为急于把家里的猪卖出，农民往往能接受很低的收购价，因为粮食未必跟着猪肉跌价，猪越养越划不来；而涨价的时候他们却舍不得把猪卖掉，要养到100公斤左右“足秤”了才肯卖出，而且这个时候猪仔的价格一定会涨的更高，卖出随时可以高价出栏的生猪，再高价买猪仔补栏并不划算。
凌晨2点多，继李白光们之后，肉贩们成为每天来到这座屠宰场的第二批客人。肉贩胡龙平每天的工作从此时开始，他先从猪贩子们从各地收购来的生猪里选出自己想要的，并在猪身上打上记号，然后早上4点左右等猪都被屠宰完毕，再把肉运到自己菜市场的摊位上。两个小时之后，他就能在早市上以每公斤十五六元的价格将肉卖出了。
和李白光一样，胡龙平也毫不讳言，对他来说肉价低的时候生意更好做，因为低肉价常常能刺激猪肉销量。在江油这座十余万人口的城市，绝大多数的猪肉流通是由养殖户-猪贩子-肉贩这个简单的链条完成的，只有一小部分猪肉被猪贩子送进了肉联厂，然后送进超市或者销往市外。
不管猪肉怎么流动，养殖户都是降价的惟一受害者。桂溪乡的养猪农民郑世才告诉记者，在生猪价格*低迷的时节，总有农民试图越位，想直接把猪肉送进市场，但生猪与市场之间复杂的检疫、税收和各种手续使他们*后往往还是知难而退。
上涨还是回归
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对36个大中城市大中型养殖场的监测和统计，截至今年3月末，河北、江苏、湖南、山西、福建、甘肃、北京等省市生猪存栏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7%，这被认为是5月以来全国范围内猪肉涨价的主要原因。
但四川的猪肉涨价并非由于供给不足，在猪肉价格骤涨的5月份，四川的生猪出栏与存栏与去年同期相比还分别增长了7%和3.26%。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产科教处副处长富刚认为，四川肉价上涨主要是由养猪成本增加，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省外猪肉涨价而拉动省内的涨价预期三个原因所致。
生猪与粮食的比价一直对养猪规模构成*关键的影响，它决定养猪者是多养还是少养，直接售粮还是用粮养猪。从国外情况来看，1974年美国商品猪头数达到8200万头，生猪生产出现供过于求，从而使玉米和生猪的比价跌到约12：1，这就引起1975年大量地宰杀生猪，缩小养殖规模，生猪产量迅速下降到6900万头以下。随之而来的是生猪价格迅速上升，玉米与生猪比价1976年回升至17：1，到1978年上升为20：1。生猪养殖规模随之扩大，到1980年商品猪超过9600万头，新的玉米与猪比价重新降至14：1左右。
玉米与生猪的比价对生猪生产规模的相互影响，构成美国养猪生产的周期性变化，一个周期平均约4年。而在中国，由于养殖模式的不同以及超乎寻常的低廉劳动力，人们往往将粮猪比价5.5：1作为养猪盈亏的平衡点，但即使以今年5月以来骤涨的猪肉价格，结合同期玉米价格来看，也只不过刚刚超过这一比例。
此外，四川幸运地躲过了2006年中南方各生猪主产省的“蓝耳病”影响，从去年下半年起逐渐恢复了生产规模。“蓝耳病”是猪高热病的一种，学术名称是“母猪繁殖与呼吸系统综合征”，患病后果主要是造成母猪流产、死胎，导致疫区母猪大量淘汰，无猪可养，这是造成受害各省生猪产量下跌、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四川的生猪出栏量连续20多年是全国**，其中大约30%销往省外，必然受到省外价格上涨的影响。
于是，在5月初京、津、沪的猪肉价格迅速上涨后大概一个星期，价格传导到了成都，此后，再到江油市的肉价上涨，以及桂溪乡的仔猪价格上涨，又用了一个星期。
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产科教处副处长富刚说，所谓猪肉涨价其实是在回归其正常价格，四川猪肉的大量外销，对农民的增收很有好处。
没有打响的肉价狙击战
是否需要平抑肉价，须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还要考虑各种成本，以及能否达到效果
作为四川的中心城市，成都也是四川猪肉价格上涨*为迅猛的城市。成都市农委向本刊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进入5月以来，猪肉价格每公斤出现了3元左右的增长，同时猪仔和毛猪收购价也出现一定增幅。
成都市物价局农价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认为猪肉价格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距离动用“价格调节基金”的预警线还有相当距离。
如果动用价格调节基金，将由政府购买猪肉在市场上以较低价格卖出，以期起到“鲇鱼效应”，平抑肉价。
与此同时，动用冻肉储备和生猪储备平抑肉价的说法不断见诸报端。5月下旬，
商务部有关人员也表示，将协调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作好在适当的时候动用国家储备肉的准备。
据本刊记者了解，国家每年的冻肉存量由政府制订计划，由企业来执行。冻肉储备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因为猪肉在冷存过程中有3%～6%的冻肉损耗，再加上仓储费用，导致冻肉成本要高于鲜肉，并且消费者对冻肉的兴趣也低于鲜肉，冻肉价格上扬空间不大。政府进行冻肉储蓄是出于社会效益方面的考虑，如备战、备荒等等。所存冻肉每6个月就要更新一次，销售中的亏损由国家补贴，同时负担一切储藏费用。由于冻肉在市场上不好销售，因此每次只能降价处理。
由于国家每年为此需投入大笔资金，而这笔资金只能“冻”在库里不能周转，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各地普遍推行以“活”代储。一般的操作方式为：国家每年核定完储备肉的数量后，将其中一部分折算成活猪头数，然后将用于这部分储备肉的储费借给猪场让其发展生猪，以这些生猪作为活的储备。规模猪场在将猪育肥后交给冷库所在的肉联厂，用所得款来还国家借款，然后国家再将这笔款用于下一期生猪发展。
成都市商贸委调控处处长宋明学告诉本刊记者，成都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冻肉储备，目前储备量1000吨，够全市人吃两天。冻肉储备的主要目的是在特殊情况下应急，要指望靠抛售冻肉来降低肉价是不现实的，老百姓也未必接受冻肉。
此外，包括中央储备在内的活体储备从来都是计算在其生猪存栏总量之中的，各地历次生猪存栏短缺都是包括活体储备在内的总量短缺，抛出活体储备不能解决主要问题。
以成都为例，其生猪活体储备也只有8000头，不可能对庞大的市场造成冲击。要想平抑肉价除非请示中央，动用商务部在成都的储备，但宋明学认为至少目前并无此必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记者表示，事实上除了少数城市特困人群，目前的猪肉涨价在居民开支中所占比例并不高。此外，在现阶段，农民是肉价下跌惟一的受害者，是否能够为了降低城市居民生活压力而让农民损失，也让各方争议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