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纺织企业对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做出的应对与中日*终走向军事对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西川博史在所著《日本帝国主义与棉业》一书中提出的“棉业帝国主义论”认为，在华日本纺织企业才是帝国主义日本对外扩张*重要的力量。应该说，在日本史学界中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见解。在西川博史看来，包括抵制日货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在内，“经济断交运动”的不断高涨反映出由于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发展而受到压迫的中国民族纺织企业面临着危机，它“虽然没能改变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支配地位，但在工人罢工运动的支持下，民族运动的高涨确实给在华日本纺织企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使它们产生了只能依靠军事力量实行镇压的危机感”。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和中国民族纺织企业之间的对立才导致了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决。西川博史重视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上海支部在《支那纺织业因在华日本纺织业的扩张而受到的影响》一文中提出的见解，并在书中带有肯定意思地引用了这样一段论述：“中国纺织企业不是通过自己的积*努力来提高与日本纺织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常常采取排他性的行为，试图损坏动摇日本纺织企业的基础，这也正是频繁爆发排日抗日运动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既然中国民族纺织企业方面有意识地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这样在华日本纺织企业方面也必须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性应对措施。在我看来，即便这一考虑符合事实，但要对事态做出正确解释，并不应该完全相信当事者的看法。下面我们依据现有研究来追踪一下抵制日货运动的经过。
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初是由反对152 0173 3840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引发的，紧接着为了抗议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取消日本继承德国特权条款的要求，5月4日北京学生发起了波及全国的抗议运动（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内外棉等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学生运动，但是在对日本纺织品展开抵制活动的时候，中国民族纺织企业借机提高了棉纱价格，这使得织布业颇为不满，抵制活动因此而受到很大影响，陷入了所谓“罢买日货不了了之”的状态。然而，后来的情况却不相同。1923年3月，沙俄时期签订的旅顺大连租借协议已满25年，但日本政府以“二十一条”延长租借期的规定为由拒绝接受中国政府提出归还的要求，由此引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在这次抵制日货运动中，上海总商会起到了主导作用，经营处于萧条状态的中国民族纺织企业也积*参与其中，不仅对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产品进行抵制，甚至呼吁与日本人“经济绝交”。从结果来看，在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上海民族纺织企业棉纱的销售有了很大的增长，而在华日本纺织企业为了回避打击，则把销路转移到没有发生抵制日货运动的华北地区。可见，尽管在“经济绝交”运动背后起作用的是苦于被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压迫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抵制日货运动起因于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压迫。应该说，其原因在于抗议以“二十一条”获得在华特权的日本政府，归根到底是政治和外交问题，正因如此才发展成了大范围的抵制运动。
1925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英货运动，发端于内外棉的劳资纠纷，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在长达3个多月的罢工和抵制活动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此事的起因是，内外棉有40名工人因抗议新任厂长殴打工人的行为而遭到解雇，日方以胁迫为由将他们扣押并移交给上海工部局（租界地行政机关），故引发了罢工活动，厂方与此相对抗，关闭了工厂。后来在上海总商会的调解下情况有所缓和，但围绕被解雇工人的复职之事又发生了争执，日方职员和租界地警察（巡捕）开枪打死一人。5月30日，租界地警察向200多人的抗议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死13人。由此，工人、学生、商人开始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活动，并从上海扩展到全国。在广东，英法军队开枪打死了50多人，斗争一直持续到9月。在华日本纺织企业方面把五卅运动看成中国为恢复国权而发起的政治事件，但日本外务省则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并指示据此来解决处理。以下根据1925年7月武居绫藏社长在内外棉股东大会上的说明，来看一下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对争议的看法。
这次罢工并非出于工人自己的心声，而是主义持有者活动的结果。5月15日在上海发生了罢工，因为没有得到解决，发生了5月30日的事件，“530”作为一个纪念日是有名的，如各位知道的那样，6月1日上海市内发生了罢市，以此为始，各地都发生了罢工、罢市，虽然扬子江上游的重庆比较稳定，但因为上海是罢工的策源地，所以至今还在继续。不仅是纺织企业，还扩展至了香烟、面粉制造等企业，失业者达20万人，罢工规模如此之大在过去是没有的，应该尽快想办法解决，像罢工前那样和支那人共同实现就业。
也就是说，在经营者看来，争议是在共产党的强烈影响之下发生的，不应该作为劳资关系来对待，而应该视为有意图的政治事件，所以必须采取强硬的对策。该事件*后经日英两国外交当局出面调解得到了解决，而中村隆英在考察事件的过程时指出，“从客观上看，在华日本纺织企业方面有陆战队的枪炮做保障，而且有租借地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带，如果不认为这些既定条件对竞争对手是多么苛酷的话，倒可以说是公平竞争，而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本质正是由此表现出来的”。中村隆英还把在华日本纺织企业方面的想法称为“因无意识而乐观的帝国主义”。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评价，而反过来看，如果当时政府之间的谈判进展顺利，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的话，这种直接投资是可以给双方都带来利益的，而且与在满洲以领土占领和全面统治为目的直接投资相比，更具有合理性和经济性。此外，这次抵制日货运动是在租借地警察和军队介入劳资纠纷并实行蛮横镇压的背景下发生的，显然不是中国民族纺织企业为了与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相对抗而发起的。此后，1927年、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时，也发生了抵制日货运动，其原因同样也不在于民族纺织企业受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压迫而处境艰难所致，故在此不必再做论述。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说，那种把反复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归结为中国民族纺织企业反抗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压迫的看法并没有充分的实证性根据。中国民族纺织企业虽然也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表现出与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织相对抗的意识，但是抵制日货运动其本身*大的原因，是对不平等条约的反抗与对上海、广州租借地警察和驻军镇压工人运动及民族运动的抗议，同时也是出于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满洲）索要特权的抗议。正因为如此，中日之间形成军事冲突的必然性必须从满铁路线这一帝国主义日本的另一个扩张战略中寻找。
----本文节选自《日本对外战略：帝国主义思想的演变》，作者：[日]石井宽治，译者：周见，周亮亮。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
（来源：网易；时间：20180821；链接：http://news.163.com/18/0820/10/DPL7BEO1000187U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