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之于中国大陆消费者而言，都是个充斥“好货”的神秘购物天堂。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很久，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大陆、尤其南方沿海城市的“港货”，就曾是大陆人艳羡的对象，这些“港货”既有价值高一点的精工表、收录机，也有价值一般的尼龙夹克、“香港衫”、“香港包”，还有今天看来不过香港日用品的剃须刀片、风油精、空白录音带，既有物质的、有形的，也有精神的、无形的，如港歌、港片、香港报刊杂志，等等。改革开放后，这些“港货”流入中国的更多，甚至一度在陆港间滋生了专门负责“带货”的“水货一族”。在那个年代，对“自由行”犹豫不决的是两边的行政部门，民间则是一片叫好或催促之声。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市场一放就灵”，任何存在或出现的问题，都可通过“市场万能之手”去调节。
这种“情投意合”和“你情我愿”，其实是建立在一种非常态的消费文化基础上的。
改革开放之前、之初的香港，是个半工半商的自由港，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商品门类齐全且价格低廉；当时的大陆则处于经济停滞或初起步阶段，制造业艰难跋涉，市场上空空如也，商品种类稀少，“高精尖”产品非但价格高，而且难以买到，稍稍“稀奇”一点的东西，要么需要各种票据，要么就得开后门、或拜托少数有机会出国旅行的亲友从“三大三小”、“一大三小”的指标中分一杯羹，近在咫尺且流通渠道相对丰富、方便得多的“港货”自然对饥渴的国人有*大吸引力，他们对能给他们带来“好货”的港人和香港市场，自然也是充满好感。当时慢说比“行货”成色差距甚大的“水货”大陆人趋之若鹜，甚至诸如“TTK磁带”、“HK包”之类来路不明的“假港货”，大陆人也照样趋之若鹜，正所谓“饥不择食”。同样，当时的香港商家、水货族，乃至普通港客，还普遍沉浸在对贫穷的“表哥表姐”既好奇又怜悯、且可以通过这种不对等生意往来名利双收的居高临下心态中，自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如果说有，那就是抱怨这种生意还不够“自由”，无法让自己赚得更多、心情更好。
2003年，爆发在华南一带的SARS给本已饱受转型之苦、地产泡沫破裂之祸的香港经济带来重创，萧条的世面、惨淡的商业营收，让香港特区政府、商界和普通港人叫苦不迭，忧心忡忡。反观此时的大陆，已处于改革开放成果渐渐凸显、经济开始步上快车道的初期，大量涌现的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力开始膨胀，而当时的国内市场商品不论数量、种类、档次、质量，都尚不足以满足这一批消费者的胃口。正因如此，当现任特首、时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的梁振英因事前往北京，和中央政府官员谈及开放自由行问题时，双方才会一拍即合。
自由行的发端，是2003年6月29日出炉的《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而从这个纲领性、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到自由行首批四城市（东莞、佛山、中山、江门）开放成行，期间只过了整整一个月（2003年7月28日自由行首批正式开闸），当年自由行城市就从4个扩大到10个，且包括了“北上广”三座特大城市，此后自由行范围持续扩大，如今已有49座大陆城市居民可以享受“自由行”待遇。
自由行给香港经济、商业和就业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
上世纪90年代，香港制造业大量外流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珠三角，香港本埠开始艰难的经济转型，尽管获得不少成绩，但新的经济支柱——金融业和地产业——受海外因素和泡沫经济影响过大，且不足以为香港社会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97”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地产泡沫的崩盘，香港经济和民生景气都受到严重影响。自由行的实现，让香港商业、旅游业意外获得一针强心针，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之一。据统计，2002年即自由行实现前一年，大陆访港人数仅638万人次，2013年已达4075万人次，大陆访客占访港旅客总数比例，从2002年的41.2%，升至2013年的75%，也就是说，每四个访港境外来客中，就有三个来自中国大陆。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自由行10年间内地赴港游客累及逾1亿人次，按照香港经济学家关焯照的说法，自由行至少带动香港1至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相当于为港人贡献了人均1/3的薪酬，而全国政协委员、候任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则承认，自由行让香港经济得以从“非典”阴霾中迅速走出，并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然而随着自由行的深入，曾经的“两情相悦”，却渐渐变成了彼此不痛快。
在香港，抱怨大陆客“不文明”、“不守规矩”，造成购物秩序混乱、购物环境恶化和交通拥堵的声音比比皆是，一些人更指出，由于香港商圈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取悦大陆客身上，造成本港居民购物不变，大陆客抢购奶粉、时尚电子产品的几次热潮，更直接导致了“奶粉限购令”等一系列“土政策”的出炉。
由于担心大陆孕妇来港“双非产子”，港府在口岸严防死守，却又不便违反国际法准则，公然宣布对特定人群、尤其特定来源的特定人群实行“禁入”，这种自相矛盾在实际操作中，便表现出一系列“非常之举”，和自由港的形象反差很大。
对于这些问题，一些激进港人用网络谩骂、在闹市商圈唱“蝗虫歌”、在视频上专门发放大陆人不文明镜头等做法加以放大，而一些香港民代、政治人物则不断提出一些五花八门的建议，如“削减20%自由行名额”、“在赤腊角等远郊开设专门针对大陆的购物场避免陆客入市区”、“征收陆路入境税”，等等，引发一次次风波。
而在大陆，针对自由行的不满也同步增长。
许多大陆访客对“蝗虫歌”一类歧视性言行十分反感，对香港部分口岸、商家和窗口单位工作人员溢于言表的轻蔑态度很不舒服，不少人指出，这些歧视、轻蔑是“看人下菜碟”，专门针对陆客，同样的问题陆客就是“蝗虫”，而其他外国人或港人就听之任之。更有人对香港方面仅仅把陆客当作“送财童子”，一方面强调“你们应该来港花钱”，甚至屡有导游因陆客不肯多购物而做脸做色之事，另一方面却又摆出一副“要钱不要人”的“霸王店”脸色，让人着实难堪。
出现这种感情裂痕，和消费文化的演变有很大关系。
就香港而言，虽然做自由港很多年，属于成熟的商业社会，但毕竟长期以来系以加工业、转口贸易立足，转型以零售、旅游服务业为本，认真讲不过是近20年、尤其自由行开通后的事，港人在这方面的服务心态，较日本、台湾等地有很大差距。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同样是出现磨合上的问题，有些甚至问题更严重，但日本、台湾当地的商家、商业从业人员和窗口机构，却仍然可以“职业的热情”对待陆客，反观香港则有些勉为其难。
虽然时过境迁，但许多港人仍自觉不自觉出于惯性，对陆客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这种心态下，好处往往被有意无意忽略，而问题则被挑剔、放大。甚至一些对陆港经济形势逆转心知肚明的港人，也依然抱着对“过去好时光”的留恋，无法接受如今的现实，并因此产生抵触情绪，又因抵触情绪产生不快和排斥心理。
而在大陆方面，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抱着“我们是来香港救市”的优势心态，对港人缺乏足够尊重；一些陆客在国内养成了不尊重秩序和规范、不拘小节、不讲社会公德的毛病，并将这些毛病带到香港。这些自然也激化了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的自由行构想，和实际形势的演变间，存在很多落差。
当初香港方面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自由行吸引大陆近港城市和高端游客，并借助这些人的购买力托市，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或对香港社会更熟悉，容易磨合，或素质较高，购买力较强，可以把副作用降到*低。
然而大陆经济的腾飞，和大陆有钱人消费能力的提高，却远远出乎香港、甚至大陆当局的意料：短短几年功夫，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对这些人已毫无吸引力，随着更多双边旅游协定的签署，他们的足迹已遍及欧美澳、乃至非洲和南*；曾经对香港水货趋之若鹜，把香港时尚屋视作圣地的大陆富人，如今已蜂拥而赴巴黎、米兰、伦敦和东京，连香港“行货”都未必放在眼里。穿梭于陆港两地的，变成了消费力稍逊一筹的“二三线”内地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的个人素质和海外适应能力难免也较差一些，而购买力、消费力也相对逊色，这种始料不及的“错位”，同样造成了消费文化上的更多 冲突。
此外，诸如“食品危机”等意外事件，和大陆零售物价的上涨，也让一些问题凸显，如事实上造成陆港两败俱伤的“奶粉限购”，和一些深圳居民利用“一年多行”的漏洞在香港超市、便利店扫货，都让两地民间的矛盾，和消费文化间的冲突雪上加霜。
对于这一切异动，大陆官方一直摆出“闷声发财”的姿态，而香港方面的诸多方案，恐怕也只是隔靴搔痒：设置陆地过关费势必导致大陆对等待遇，这在港客日过关18万、陆客仅10万的背景下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削减自由行名额未必能减少副作用，却**会减少“正作用”；至于开辟远郊卖场则更是莫名其妙——原本陆客就对港人仅仅把自己当作“香港提款机”、有救市义务却无“市场上帝”待遇啧有烦言，这样的做法，岂不是让自由行变成进入“购物集中营”？
解铃还须系铃人，自由行的种种问题，许多都是两地消费文化差异所致，要解决也必然需从这里入手。
对于大陆游客而言，入乡随俗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提高个人素质、遵守社会公德和规则，也是每个文明人理应做到的，在抱怨别人挑剔之前，应先扪心自问“这些问题是否真的存在”。
而对于香港而言，恐怕**要从对“昔日重来”的幻想中醒来——香港对大陆的商业优势心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昔日大陆不开放、不发达，香港作为中继站赚取“过桥费”基础上，如今大陆全境商业开放，自身经济也跃居世界前列，昔日商品匮乏、市场局促、民众无力走出**的“对港依赖”生态，早已一去不返，倘一味将“过去的好时光”当作陆港商业关系的参照系而怨天尤人，只能徒然增加陆港商业往来的嫌隙和障碍，并给外人以可乘之机——要知道继“**陆客”被欧美抢走之后，周边许多“码头”正虎视眈眈，觊觎着“二三线陆客”的商机，而这些在不少港人看来并不可爱的消费者，正是当前“自由行”的中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