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是什么？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是过去40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影响力**次抬头向上。

我们经过9个多月的调研、深度访谈，以及文献档案分析，得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的总结报告》，并于2018年12月9日对外发布。《英国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都对报告做出过评论，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国内的朋友分享。

过去13年我们通过调阅中央和地方的历史记录，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北宋、明朝以及清朝经济活动的总量，发现中国经济以北宋为起点，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公元156 0190 2607年明末的时候达到*高峰，占全球GDP的34.6%，此后逐步下降。中国人均GDP则从公元985年开始，基本没有大幅度提升，1700年后稳步下降。

1820年西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部展开时，中国占全球经济活动总量呈断崖式下降。到改革开放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总量4.9%；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增长远超全球平均速度，目前占全球GDP达18.2%。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是过去40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影响力**次抬头向上。

对比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也可以发现，改革开放40年，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这个国际意义应该不言而喻。从经济学角度总结改革开放40年，有以下几条基本理念。

**，任何经济思想的发展，必须源于经济实践。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实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思想和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的思想；后来德国经济崛起，产生了德国历史学派，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实践应该能够在经济思想层面产生自己的贡献。

第二，改革开放40年，不仅增长快，更重要的是**独特性，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体。

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除了学理层面的总结，还必须研究如何推动深化改革。之前更多的总结在哲学层面，如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个是常识层面，比如产权要明确、民营经济要发展、比较优势要发挥、人力资源要提高、受教育水平要提高等。

我们要从实践出发提炼出新的知识和通用的经济学原理，扩充现有教科书的基本常识，以及一些可复制和执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等也可以借鉴的基本政策层面的经验。我们从现实和文献原始资料出发，总结了五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

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是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没有新企业的建立，光改老企业是很难成功的。

地方政府对新企业进驻具有*强的兴趣，有*大的激励帮助建立和壮大新企业。2012年之前，主要是建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2012年之后主要是改善经营环境。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和约束非常重要。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总体上非常有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治激励，因为干部提拔很多看经济指标；二是经济激励，因为过去很多地方税收来自企业。当然不仅要有激励，而且要有约束，如果只有激励，地方政府就可能搞地方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认为深化改革要加强和改善地方政府的约束和激励。激励方面我们强调经济激励还要加强，现在是政治激励更多，地方政府要能够从发展经济中获益，比如给地方政府更多留税，现在中央政府收很多税到财政部，地方政府留得比较少。此外还要强调加强统一司法，地方政府不能干扰跨地区的司法执行。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第二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过去40年，中国在土地转让问题上发展得比较快，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是全球**，制造业也是，规模大概在3.5万亿美元左右，美国是2万亿多一点。制造业依靠土地转让和工业园区的建立，房地产开发也必须依靠土地，这是中国的特点。

中国居民住房消费已得到根本提升，改革开放时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是6.7平米，现在是36.9平米，质量和数量都有大幅度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的发展。

但目前存在高房价和住房资源分配不均，根据测算中国是世界上第二高的房价，房价收入比达27倍，北京比上海还要高一点，是44倍多，而巴黎才10倍，东京才12倍，我们比纽约还高。

现代经济学应当更加关注土地使用权的转换，所有的经济运行都离不开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一条被当代经济学人*大忽略。

地方政府可以在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发挥积*作用，中央应该做一个基本规划。如果没有基本规划，城市没法发展，发展起来也是问题一大堆。而且地方政府可以出面帮助改善和加快土地使用权的转换，这个方面做得并不完善，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效率和公平性还要提高。

一线城市房价高，政府行为是关键。直到2014年，一线城市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不到20%，到2015年左右，才上升到30%，大部分土地是办公用地而非住宅，所以房价高涨。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考虑，一线城市相比起通过出让土地挣钱，需要的是提升本地的GDP和科技发展，但这忽视了民生。

土地使用权转让方面，我们建议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从单纯追求GDP逐步转为民生改善、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鼓励地方政府从卖地套现转变为经营长期资产，只租不卖，长期持有物业，借鉴德国和新加坡等经验，土地供给向民生倾斜，增加住宅用地供给。

金融深化与金融稳定

第三是金融深化与金融稳定。改革开放过程中，老百姓所持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增速远超GDP，金融资产与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包括银行存款、国库券、股权，以及各种债券和保险产品，现在比重达到接近400倍，而改革开放之初只有0.6倍。金融资产的重要性远超房地产。金融深化可以把老百姓的储蓄吸引到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把老百姓的储蓄再配置给企业，这是一个储蓄转换成投资的必要过程，中国经济有一半的投资是这么来的。

过去四十年我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是**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金融深化，老百姓排队卖国库券和股票。第三个基本事实是基本投资的收益率高度波动。1991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的股票回报率能够达到32%，远超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但是接下来的2018年回报率只有1.3%，还不到通货膨胀率，当年的通胀率是4%-5%。

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深化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运行所必须的，只有金融稳定，老百姓才愿意买股票、投资债券，所以金融稳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监管者做得不错，冲击银行和国债券交易的很多案子都判了死刑，但股票没有一个判刑的。

深化改革开放，要建设债券法制。**要建设债券市场，债券相对于股票更好经营。要先把地方债剥离出去，现在地方债占用银行资源，很多地方政府发隐形债来投资基建，挤出了企业贷款规模。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地方政府举债都归拢到债券市场，不要影响银行。

而且股市的法治基础必须大大加强，目前证监会没有执法能力，证监会顶格罚款是60万，力度不够。证券相关的改革，必须牢牢夯实司法基础，现在已经成立了金融法院，还要成立金融检察院，证券检察院，更重要的是公安部要成立金融侦察局。这一条必须向美国学习，美国华尔街80年代开始反复整治违规事件。

还有一个建议是加快金融服务的开放，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要非常谨慎。

以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

第四是以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现在是全球**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也有全球*大的价值链和部门*齐全的生产体系，是全球**大国际贸易参与者。这个过程大大提升和改善了国外消费者的福利，也为跨国公司产生了重多利润。

过去40年开放过程中，我们积*应对开放带来的冲击，沈阳曾经有60万工人下岗，中央和沈阳政府想方设法应对，今天沈阳整个经济精神面貌远远比底特律好，现在财政收入20%-30%来自宝马，一年有将近200个亿的财政收入。经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积*努力，我们没有产生底特律，这一条要告诉美国朋友们，不能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全球化，你们自己也有问题。

由于利益相关的一些因素，2008年到2017年一些领域的开放放缓了，比如金融和汽车领域，*近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央领导的强力干预下，又重新加快了汽车行业和金融行业的开放。

开放*根本的作用是强迫我们去学习，这个比发挥比较优势还要重要。我们的企业家要学习，工人要学习，政府官员要学习，通过学习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从生产鞋帽到生产汽车，到生产高新科技产品，到医疗机械设备。

八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意识到搞国际贸易*重要的是学习，当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得到了重视，比如说电子行业、汽车行业，就开始开放。1984年中国政府跟大众汽车签订合资协议，要求逐步增加国内零配件的配比，带动江南一带汽车零配件工厂发展，很多产业都是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大消费国和生产国，得益于当时通过开放强迫企业去学习，这一条绝不能忽略。

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应该是以更加努力的开放和学习，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今天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对中国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封锁，不给中国科学家签证，怀疑搞高科技的人，去美国是偷技术。但越封锁，我们越要学习，重点是请进来，扩大交流和开放，促进人员的交流。重点领域是科技、社会治理、金融法制化建设、对外投资、国际经济治理等。用更加积*的学习来应对美国的壁垒是纪念改革开放和弘扬改革开放的精神*好的方式。

审慎的宏观调控

第五是审慎的宏观调控。中国GDP的波动很小，把GDP除以GDP增长速度，我们是*低的，比OCED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和美国都低。我们还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1986年到2017年，通货膨胀率大概在5%左右，这是很低的。除美国之外，我们比日本、俄罗斯、韩国、波兰和巴西都好。但宏观调控的手段往往过于简单，很多时候伤害了民营经济，包括铁本事件。

宏观调控是必须的，因为微观主体在经济上行和下行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组织上的博弈。经济上升时期都要投资，希望能够变成老大，比如ofo和摩拜竞争；经济下行，像前两年产能过剩的时候，都不愿意退出，都希望扛到*后。这些微观博弈导致了宏观的波动，政府必须出面调整。

政府可以用市场、改革、行政命令等综合手段去稳定宏观经济，市场手段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革比如高校扩张、住房体制改革、培育房地产市场。行政手段如停止新建投资项目、强制亏损企业退出，这些加快了市场出清。

下一个改革方向是市场化和法制化。很多手段要更加法制化，而不是靠某一位领导的临时动机。另外也要市场化，比如对环保的问题，要给出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而不是靠行政命令。

从新企业的进入与发展，到土地转让，到金融深化，到以学习为核心的对外开放，到宏观调控，以上五条总结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中国在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试错，这方面中国是*有心得的。

现代经济学应该仔细研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从而摸索出新的认知领域，既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而不是简单地发挥比较优势等。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学人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应该有信心对世界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做出我们的贡献。

(本文作者介绍：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