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食品”隐藏着低端产业的转移趋势。比起孩子，成年人大多数不会食用它；比起社区，校园更有可能成为劣质食品集散地；比起城市，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制假售假的空间更大。正如媒体所报道的，虽然“五毛食品”集中在学校周边，但更准确的说法是集中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学校周边，特别是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就儿童营养和食品安全长达三年的研究发现，农村学校周边出售的零食中，生产厂家地址、电话等信息虚假的比例*高，可达30％，仅“辣条”类就有30多种。而把视线放大，不光是“五毛食品”转移，大量的假劣日用品、山寨手机、假冒电器等，也可能流向了农村市场。从“六个垓桃”饮料、“康帅博”方便面、“粤利粤”饼干等食品，到假化肥、假种子、假农药，藏身于农村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令人防不胜防。
“五毛食品”为何大多流向农村校园及周边市场？有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由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决定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比上年增长8.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955元，增长8.1%。对农村学生来讲，五毛钱和一块钱的差别没想象中那么大。如果还是习惯性将其需求认为是“低质”的，显然是陈旧思维。去年，电商领域杀出一个“拼多多”，业绩挤进了行业第二名，就是因为看到四五线城市和农村的巨大潜力，专注做下沉渠道，从而满足了农村消费升级的需求。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真货不主动去占领市场，假货就会浑水摸鱼，“五毛食品”之所以存在，更多的是利用了需求和供应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消费能力上来了，但是供应还没跟上，监管还存在短板。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消费者还没意识到，自己花出去的“五毛钱”，完全配得上也应该配得上更好质量的供给。
从大方向上来说，随着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不断升级，市场供应逐渐完善渠道下沉，制假售假必然没有生存空间。然而在短时间内，只要不被曝光，产品“吃不死人”，生产、批发、销售等环节都有利可图，制假售假者就没有禁绝假货、自断财路的动力，这就对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城市里，层层分布的食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可以进行重点监督，但在农村，人口居住地分散，小卖部也小而分散，挨个排查和监管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五毛食品”大多来自于小作坊、黑作坊，它们在农村和乡镇更容易“隐身”。对此，*应该做的是下沉监管力量，一是主动排查，二是受理举报。从具体问题入手，加大惩罚力度，严厉查处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两超一非”等违法行为，对无证生产的，要顺藤摸瓜找出“黑窝点”“黑作坊”，捣毁生产源头，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从而切断非法生产经营食品的利益链条。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杜绝“五毛食品”，不仅要加大治理力度，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还要着眼于供给质量，加快儿童食品研发，提供孩子们真正喜欢的食品。城市发展的经验早就表明，小食品实现规模量产之后，不仅能实现质量合格，而且比起“五毛食品”，不见得没有价格上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