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责无旁贷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说，消费已经超过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制假售假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制假售假的问题应该得到治理。
蔡继明说，消费者都关心假冒伪劣商品的问题，特别是电商平台售假现象非常严重。假冒伪劣产品如何进入市场？蔡继明认为，电商的存在增加了假冒伪劣产品流通的途径。消费者到实体店买东西，可以亲眼看到产品，有一定的方法可以辨认是否为假冒伪劣，但是通过电商平台购物，可能就很难辨别产品是否属于假冒或者伪劣。
蔡继明认为，打假应从两个角度着手。一是制假的源头，正是因为有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窝点存在，假冒产品才有可能出现并被拿到电商平台销售，如果制假的源头没有了，电商平台销售的产品肯定都会是正牌产品；二是流通的过程。“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蔡继明也表示，他认为电商担负的责任可能更大。
蔡继明说，控制实体店的假冒伪劣产品，是监管部门的责任；而对于电商，在给定假冒伪劣产品的规模、数量的前提下，电商能够卡住多少？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电商不可能做到****没有假冒伪劣，但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得看电商平台能不能够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把利润也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并加大投入，看看到底能把出售的假冒伪劣产品控制在什么比例？比如说*多到5%，还是可以更低？这样假冒伪劣产品就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我觉得电商应该给消费者的一个承诺：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购物，受骗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可能比在实体店受骗的概率更低？”蔡继明说。
加大源头治理力度
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征夫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将提交关于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的提案，建议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
朱征夫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假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威胁着诚信体系建设。因此，加大假货源头治理，全社会要形成合力，对假货跨国境多平台流窜等问题加大打击力度。
“治理假货如同治理酒驾，不对制假行为作*严厉的遏制，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朱征夫建议，制假售假行为入刑，并加大对制假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发挥法律对制假售假犯罪的威慑和预防作用。
朱征夫还建议，完善制假售假违法犯罪的行刑衔接制度，未构成刑事案件的制假售假人员纳入行政管理范畴，再犯则进入司法阶段加重处罚，形成制假售假重罚的闭环，不放过任何一个制假售假主体。
朱征夫认为，必须推行对从生产端扩大到销售端、仓储端、运输端等范畴的行业禁止的处罚。通过立法、执法、司法三方联动，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才能从源头上治理假货。
建议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作为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今年提交的这一“打假”提案，也是对去年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案的延续。
为深入了解假货产业链现状，今年2月，朱征夫和全国人大代表卢馨、米雪梅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峰一起暗访了去年因某明星买假包而大火的广州白云皮具城亲眼目睹了黑人朋友顺利完成了一笔假包“国际贸易”。
“简直惊心动魄”。朱征夫说，他万万没想到，假皮具就这样在公众眼皮子底下野蛮生长，“假货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毒瘤”，朱征夫认为，其根源在于诚信缺失，因为市场本身存在某些问题，才有了假货存活的土壤。“这是整个社会怎么构建诚信体系的问题，要对假货人人喊打”。
因此，朱征夫今年再次提交“打假”主题的提案，提议要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蔡继明代表也表示，根据他了解的一些数据材料，阿里等电商企业也做了很多工作，而就实际制假售假的情况来看，相关法律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据了解，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制售假的部分条款相对滞后，导致制假售假入刑门槛太高，间接导致制假售假犯罪成本低，累犯、再犯现象凸显，建议在适当时机启动对有关制假售假的刑法修改，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等。”蔡继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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