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职业打假”行为，法院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网传一份*高人民法院致国家 工商总局的函件，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引导和规范职业打假人”的建议时称，将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随后，有地方法院在审判中驳回了“职业打假人”的赔偿请求。而早在去年底公开 征求意见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就有一条规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这是否意味着“牟利性打假行为”将不被官方支持？南都专访了过去的22年间总共起诉了超2000个案件的“ 中国打假**人”王海。他认为，利益驱动是职业打假人的一大动力，无可厚非，应看打假的结果而非动机。
对话王海
花30多万买假酒，线上打假占三成
南都：今天是“双12”，不知道你和团队有没有提前“备战”？
王海：这个倒没有，我们今年重点没有放在“双11”和“双12”上。*近我们在跟一个顺义的假茅台案，还有广州商家出售篡改生产日期、保质期过期的进口饼干的案子。我们平常还是更关注线下打假，线上只占30%。
南都：你一般如何确定“打击目标”？有线人为你们提供消息吗？
王海：如果是线上一般就看销量，差不多前100名。我们也有线人，但线索占比不高，不超过五分之一。大部分还是靠团队自己调研、走访，比如去北京的各大批发市场了解情况、捕捉信息，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再回来讨论决定。
南都：有报道称你去年准备了100万用作“双11”打假经费，今年总共为“打假”花了多少钱？目前已经获赔的金额有多少？
王海：今年差不多花了100万不到，目前还没有统计今年的获赔金额，但总体来说超过100万了，也就是超过了我们的“打假资金”。开销比较大的一项的是买假酒，将近花了30万。
南都：去年你们成立了一个“微商打假团队”，将来打假的主战场打算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吗？
王海：目前我们还是主要关注线下打假，我们今年的重点打击目标还是食品和药品，食药的售假行为一直很严重，我也不必多说。线上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会把重心慢慢往线上倾斜。“微商”目前主要还在调查取证阶段。电商这块取证比较难，要截图、录屏，信息量相对较大。
2017年6月21日，王海卧底调查“五粮液”传销项目。（受访者供图
担心互联网法院有“地方保护主义”
南都：在你打假的过程中，电商平台有没有主动提供过帮助？ 在你看来，平台在打假上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王海：没有，电商平台还是在袒护入驻商家，也没有主动积*地配合我们提供信息。我认为淘宝、天猫、京东、亚马逊等这些平台的本质就是无店铺销售的商超，盈利就是靠入驻费、扣点、广告等。但相比传统商超，电商平台更节省成本，销售渠道也更多。对于平台而言，你做得那么大那么好，肯定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应该和传统商超一样扮演商城经营者的角色，受到管理和约束。对于传统商超来说，通常情况下都得向消费者先行赔付，再去向商家扣除罚金，我认为应该让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才公平。
对于消费者来说还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人在北京，电商商铺在广州，平台在杭州。跨区域会给整个起诉带来较大的困难。
南都：你了解杭州互联网法院吗？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法院可以更好地解决跨区案件，你怎么看？
王海：**，我对互联网法院的公信力有疑问，会不会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其次是法官对“消费者”的认定问题，认为“知假买假”的打假人不能归到消费者的范畴内，觉得你的动机有问题就否定你的行为，但这样就会忽略了你的行为带来的结果。所以我担心互联网法院很大程度上会倾向于保护平台和商户。
南都：你有没有切身感受到法院对职业打假行为逐渐收紧？
王海：收紧是有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法官认知问题。但是买几次、买多少这些都是消费者的权利。若行使权利尤其是多次行使权利都不算消费者，老老实实被骗才算的话，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何用？打假人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无可厚非的，每个人本来就有保护个人利益的想法。
南都：这个行为可以被理解成以“牟利”为目的吗？
王海：还是我提到的“动机论”的问题，不应该只看动机，动机也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我们应该关注结果。如果想要遏制假货，改善中国市场上假货盛行的情况，就得支持“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对不法行为人起到了惩戒作用，可以有效遏制不法行为。
比如说下雨了你会打伞，如果你知道下雨也不会被淋湿的话你也就不打伞了，这些信号对于消费者和商家双方都会产生影响。惩恶扬善、帮人们建立确定性的预期，这才是法官的基本职责。如果单方欺诈都可以判惩罚性赔偿，那么欺诈成本一定会大大提高，从而遏制这一行为。就像酒驾入刑一样，罚得重了才有效果。
王海微博截图。
遇上特别大的案子还会冲上一线
南都：据你了解，目前的职业打假人有哪些身份的人？
王海：职业打假人的本职工作是多种多样的，我了解的就有做客服的，做技术的，还有工商局的人，他白天上班、晚上打假，也有做鉴定检测工作的人。
南都：打假22年来，你一共起诉了多少打假案件？
王海：总共加起来的话得有2000件以上了，平均每年都有百八十件。耗时*长的案子花了3年多时间，*短的就是当日解决，通常这种可以快速解决的都是和解的，和解获得的赔付也高。在我们所有的案子里，通过和解方式解决的占了七成。
南都：目前你的团队有多少人？你现在还会冲在打假的**线吗？遇到*危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海：目前我的团队有20多人，主要都集中在北京。我现在基本都是幕后指导吧，如果遇上特别大的案子，我也会亲自跟进调查。这些年也没遇到过什么危险情况，要算的话应该就是被打击对象威胁吧。
南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时，有一条规定是“以营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是否意味着今后，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将受限？
王海：对我们而言应该影响不大，因为如果这个征求意见稿通过的话，那也就相当于对造假者的约束更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造假行为肯定会呈井喷式出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打击对象更多了。但是这样的规定会对“单枪匹马”去打假的人有影响，因为他们消耗不起，打官司是要有资金、有时间的。
南都：你和政府、警方有哪些具体的合作？和企业有合作吗？
王海：我们和政府、警方一直都有合作，我们发现了线索会及时向他们通报，有没有例子？和企业的合作主要是针对知识产权保护这块，比如帮他们打击盗版等。
南都：这些年来，你觉得我国的假货情况有所好转吗？
王海：越打越多，因为假货很难“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