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称，购买的茶叶中检出柠檬黄（本人供图。
据张先生介绍，2016年9月至11月期间，先后7次购买“三只松鼠——小美金骏眉”的茶叶，共计支付货款44173元。至于购买茶叶的初衷，张先生表示是“送朋友”。2016年11月，他从7次购买的茶叶中，分别拿出一盒送检。检测报告显示，这7次购买的茶叶中，均含有柠檬黄，*高的一盒含量为349mg/kg,而技术要求是“不得检出”，故检测结果均为“不合格”。
柠檬黄为水溶性合成色素。在茶叶的加工过程中，不允许使用柠檬黄等添加剂。半岛全媒体记者注意到，因为茶叶中检出柠檬黄，多家企业曾被国家食药监总局点名通报。
“他们听说我做了这个检测之后，很重视，让我把检测报告寄给他们。”张先生告诉记者，此后他与三只松鼠进行了多次协商，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3月14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三只松鼠品牌公关经理殷翔。殷翔表示，接到张先生投诉后，公司查阅进出厂报告，证明茶叶是合格的。另外他们还找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茶叶也是合格的。至于张先生手里的茶叶为何有柠檬黄的成分，“我们也怀疑有一种可能是人为的添加。连茅台酒那么好的防伪措施都能仿得那么好，何况我们没有防伪标识的产品呢？”
按照殷翔的描述，张先生购买茶叶本身就“动机不纯”。“他购买茶叶的量特别大，除了他自己买了4万余元的茶叶，他妻子也买了3.7万元的。按照他们提出假一赔十的标准，算起来总共得赔81万元。”殷翔认为，张先生背后是一个团队，分工明确，有人负责起诉，有人不断向媒体曝光。“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向企业施压，以达到更多的赔偿。”
尽管再三强调三只松鼠的茶叶质量没问题，但在2017年2月14日给张先生发了一封和解协议。按照协议的内容，三只松鼠一方除了退还张先生的44173元的货款外，还会以“感谢乙方对公司经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的名义给与张先生44173元现金奖励。但有前提条件，比如“不得将此事向媒体、网络或其他任何第三方公布”等。
张先生并没有签订和解协议，理由之一是“附加条件太多”。至于自己是职业打假人还是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张先生觉得这并不重要。“如果产品没有问题，谁会去曝光他们？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打假人又怎样？”对团队合作的说法，张先生予以否认。“我从9月份到11月份分7次购买的茶叶都不合格，这不是巧合。说明在此期间其他消费者买到的茶叶也都是不合格的。如果他说我手里的问题茶叶是伪造的，那么其他消费者买的茶叶不合格，难道也都是伪造的？”张先生表示。
争议焦点
是否“以牟利为目的”
如何界定？
2016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对外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将不再受保护，这是自1994年消法实施后首次从法律层面上就争论20年之久的“知假买假”问题进行明确。
同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官方网站上全文公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在送审稿中，《实施条例》第二条写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
由“营利”修改成了“牟利”，一字之差，其对职业打假人的界定本质并没有改变。即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在实际操作层面，也面临一个问题——如何界定“以牟利为目的”的行为？
“按照新规定，消费者因生活所需购买商品和服务而受到侵害，受法律保护；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商品和服务，不受法律保护。如何判定对方是否以牟利为目的、是否为职业打假人，确实是一个难点”，江苏省消协负责人陆惜春表示。
“有一个方法是按照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和购买后的使用方式进行判断”，青岛市南法院民事庭辛法官告诉记者。比如对方购买海参胶囊，按常理都是吃完一瓶后再行购买，可他一次性购买了几十瓶，不等药吃完就已经过了胶囊安全保质期，那就要怀疑他的购买动机。
“可如果对方以送人为由呢？”记者提出疑问。“那要看消费者购买以后是否进行了使用，买来衣服不穿、买来食品不吃，而是直接送去检查，那就可疑了”。
可即便如此，辛法官表示，判定难度依然很大，“法律讲求证据，不讲质疑，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法律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事实上，如何划定是不是生活消费需要、是不是以牟利为目的的界限，对工商等相关部门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观察 职业打假人今年“安分”不少
这场看上去各有各理的问题茶叶纷争正在陷入拉锯战的态势。考虑到司法成本，当事人张先生尽管提起了法律诉讼，他还是寄希望于私了。面对三只松鼠拟定的和解协议，他又觉得“太强势”。
相关政策的调整更让这次维权的结局增加了不少变数。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即将出台。其中一项备受关注的条款是“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这意味着，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的“生意”不会那么好做了。半岛全媒体记者采访发现，往年3·15期间忙碌的职业打假人，今年“安分”了不少。
青岛市南区法院民事庭的辛法官回忆，前两年，很多外地职业打假团伙会“潜入”青岛大型超市、商场，瞄准食品、药品、服装等产品出击。“他们在同一超市不同分店分散购买大批量的同一产品，然后就其质量或商标标识问题提起诉讼。”
半岛全媒体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青岛春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青岛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青岛康成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青岛北方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涉案件中，都有职业打假的身影。
青岛某商场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告诉记者，从2014年开始，商场多次收到同一批买家的投诉，他们多在秋冬季节“出没”，专挑价格昂贵的貂绒大衣下手，而且一次性购买多件。
“他们每次都挑年节前后公司正忙的时候投诉，而且每次都要求私了，我们实在没有心思跟他们周旋，为了息事宁人一般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毕竟走法律途径很麻烦，光送检就得花费几千元”。王某告诉记者，2015年12月，这批买主又购买了貂绒大衣并提出赔偿要求，在厂家拒绝其要求后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月判决结果为，买家提供的商品质量问题证据不足，赔偿要求法院不予支持。
伴随着争议，职业打假人走过了21个年头。自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对欺诈行为承担惩罚性赔偿后不久，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现象就随之出现。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将“退一赔一”的规定升级为“退一赔三”，并以500元为兜底赔偿，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职业打假的发展。
2015年，号称史上*严的《 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食品维权案件数量随之猛增。2016年3月，北京市二中院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新《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后，食品维权案件数量随之猛增，超过八成案件的原告是职业打假人。
不过，现在风向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从事多年职业打假工作的纪万昌告诉记者，2017年至今他已经就20余件商品提起诉讼，这个数量仅有往年的四成。“不敢买了，因为不知道起诉的后果是什么？”纪万昌说，意见稿虽没有落地，但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很多地方的法院已经根据意见稿操作，“既不支持赔偿、也不支持退货，很多同行的赔偿要求*后都无疾而终”。他认为，打假群体的信心已经被动摇了，更多的人在保持观望的状态。
辛法官也有类似的感受。“今年的情况大不相同，市南法院至今未收到一起关于职业打假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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