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未来五年我国转 基因发展路线图进一步明确。新部署透露出哪些信号？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现状如何，产业化之路该如何走？《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就这些问题专访了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
记者：相比以前，新规划对转基因发展的部署有哪些变化？我国转基因技术创新现状如何？
朱祯：《“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对转基因的部署更具体了。“十二五”期间，我们更强调加紧研究，然后慎重推广。而在“十三五”时期明确提出推进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其实是将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路线图公布于众。
在转基因技术研发方面，我国处于世界较前列的水平。在本世纪初，我国转基因技术还只是处在中游，基因不是我们的，更多的是模仿，同时产业化也没有大力开展，相当于仅集中在转基因新品种的培育上。在本世纪十几年里，我国转基因技术研发取得飞速发展，在基因组学、基因组测序等生物技术产业链顶端占据了**地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深圳华大基因的测序产出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
在基因的分离鉴定方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棉花和水稻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就处于世界**，在小麦、大豆、玉米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处于世界第二。总之，从技术环节划分，无论是上游的基因组学，中游的基因鉴定和分离，还是下游的品种培育，我们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由于我国转基因研究分布在大量的科研单位和高校，研究面更宽，从中可能有更多更好的发现。另外，我们通过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加强了研究单位和育种单位结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推广体系。
记者：当前我国转基因发展面临的*大挑战是什么？
朱祯：我觉得*大的挑战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产业化。如何把转基因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产品，这是我们面对的巨大挑战。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转基因的推手主要是跨国大公司，他们经验丰富、财力雄厚、全球销售网络发达。而在我国，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能量相对弱小。我国转基因的研发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等研究单位，这一点跟以大公司为转基因研发主导的西方先进国家截然不同。此外，消费者对转基因问题不是很了解，在舆论上没有给予转基因技术强力支持，这也是推迟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转基因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产业，正是因为其对农业、生物、环保等很多产业都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同时，它也会对有些行业比如农药、化肥等带来负面影响。转基因面对很多反对的力量，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触动了商业利益。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公众对于转基因还是表示支持的，而在本世纪初，太多的不实报道让很多公众误解了转基因，甚至到了谈“转”色变的程度。10多年间，公众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这个现象值得研究。有意思的是，虽然我国反转基因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根据相关统计，市场上的转基因大豆油销量却不断提升。
记者：当转基因产业化提速时，如何进一步把控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
朱祯：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常规育种技术的一个延续，其关键点在于应用了DNA重组技术还有转化技术。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安全不安全在于转的什么基因。如果转一个毒素的基因，那么当然不安全，但如果只是转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基因来改善品质，自然不会影响安全性。决定安全与否的并不是使用了什么技术，即便使用传统育种方法，也有可能育出有毒品种；即便是常规食品，也会因保存、制作等因素产生毒素。因此，对于食品安全性的问题，不能单以技术做定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已经上市的正规转基因食品，都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甚至苛刻的评估和检测，是非常安全的。尤其是一些抗虫病的转基因食品，相对于打很多农药的食品，安全性会更高。转基因技术还可以解决食品中存在的某些安全问题，比如土豆在炸成土豆条的过程中会形成丙烯酰胺这种神经毒素，通过转基因技术，就可以去除掉这种不利因素，让炸土豆条变得更安全。
记者：当前有哪些转基因的新技术或产品？
朱祯：转基因除了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利器以外，也是改善大众日常生活品质的重要技术手段。比如，现在的技术可以增加绿叶蔬菜中的叶酸含量，对孕期妇女等需要补充叶酸的人群很有好处；还有为解决维生素A摄取不足问题而研发的转基因大米等。我们想吃到的很多更有营养、更具风味的食品都可以通过转基因技术来实现。很多转基因新产品在我国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基本已经成型，如果产业化环境改善的话很快就能得以推广。
转基因技术除了可以增加食品的营养性外，也可以实现为一些特殊人群“量身定做”食品。比如，糖尿病人不能吃过多的糖类以及碳水化合物，在食用大米方面会有限制。我国研究人员已经研制出了一种转基因大米，食用之后产生不了由于淀粉被消化而生成的糖，不会引起血糖的急剧升高，对糖尿病人而言是一个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