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方
我国肉牛生产从无到有，自2000年以来牛肉产量增长了34%。尽管牛肉消费占肉类消费较低的比重，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半奢侈品”的牛肉，近年来在居民肉类消费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肉牛出栏纯收益快速上升，与此同时，养殖成本增加也很快。
当前，我国肉牛生产面临着哪些突出难题？未来趋势如何，又该怎样应对？《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明利，展望我国肉牛产业乃至畜牧业的发展路径。
三缺四制约
《中国科学报》：我国畜牧业发展面临着哪些难题？
王明利：突出表现在“三缺四制约”。即缺饲料、缺劳动力、缺资金，生产成本制约、养殖用地制约、生态环境制约、饲养管理水平制约。
**是缺饲料，饲草料资源特别是饲料粮的安全仍将长期困扰畜牧业的发展。2005年和2007年，中国饲料粮消费总量分别为1.96亿吨和2.05亿吨，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40.54%和40.82%，饲料需求呈明显增加趋势。预测到2020年和2030年，中国饲料粮占粮食的比重将分别达到45%和50%。
饲料粮问题将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而饲草更缺。近年来，我国进口苜蓿飞速增长，2007年进口0.21万吨，2008年进口1.96万吨，到2014年达到88万多吨。
二是缺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短缺对畜牧业的影响已经普遍显现。
畜牧业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并且劳动强度很高，许多方面机械难以代替。但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从事养殖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素质也越来越低。不仅如此，雇工费用越来越高。2014年农民工月收入水平为2864元，较上年提高了255元。
三是缺资金。养殖业规模扩大面临贷款难、利息高、资金投入缺口大等难题。
随着资源约束的加剧，各种投入要素如饲料、能源的价格和人工费用不断上涨，养殖业成本大幅增加，使其成为高投入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建设牛场，平均每头牛需要投入1万元的固定资产，买牛每头又得1.5~1.8万元。建一座万头牛场，前期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建设年出栏300~500头育肥牛的适度规模养殖场，前期投入也在50万元以上。
目前养殖业贷款渠道较少，缺少抵押物，贷款实际操作困难大、门槛高、利率高。农户不能获得贷款，直接影响了养牛扩大再生产。
《中国科学报》：生产成本是否制约了畜牧业发展？
王明利：随着城镇化加快发展，农业劳动力成本上涨及饲料价格的持续走高，我国畜牧业发展进入全面的高成本时代。
2008年底至2014年底，育肥猪、肉鸡、蛋鸡配合饲料价格分别上涨了37.5%、22.7%和25.1%。2010~2012年，每出栏一头生猪，总成本上涨39.1%，其中人工成本上涨幅度为66%。
《中国科学报》：养殖用地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
王明利：畜禽养殖用地难，已经成为标准化规模养殖的重要制约。
许多地区开始限制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养殖业用地审批困难。土地流转成本高，大多地区每亩每年需五六百元，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了千元以上。东部沿海地区及中原地区，人多地少，想要流转一块成片的土地更加困难。
受城镇化加快推进影响，土地使用优先满足城市建设需要，养殖用地需求得不到保证，规模化养殖场大面积租赁土地的难度很大，租赁价格也节节攀升，导致不少地区畜禽养殖不得不向深山大沟发展，楼上养猪、地下养鸡等模式也屡见不鲜。
《中国科学报》：生态环境与畜牧业发展关系如何？
王明利：生态环境对畜牧业的制约作用日益突出。
草原“三化”面积不断增加，牧区载畜量与建国初相比猛增3倍以上，草原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在一些养殖集中地区，尤其是大城市郊区、中原地区和水网地区，脱离周边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发展大规模养殖场，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科学报》：饲养管理水平是否也影响了畜牧业发展？
王明利：我国典型的肉牛生产模式主要有传统的草原放牧繁育、农区小规模饲养场、大型养殖场和奶公犊育肥。与发达国家相比，在饲养管理技术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应在分群饲养、精细管理，注重动物舒适健康，注重保障优质饲草料的供应，注重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全覆盖等方面常抓不懈。
前景展望
《中国科学报》：未来我国肉牛养殖趋势如何？
王明利：肉牛养殖依然难改下滑趋势。未来肉牛存栏将继续保持低位，能繁母牛存栏短期内难以较快恢复，架子牛供应仍呈趋紧态势。
2009~2014年间，肉牛养殖效益比较乐观，但肉牛养殖规模却呈下滑趋势。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我国肉牛养殖以散户为主，扩大规模受资金、土地、养殖成本等因素制约。其二，大规模养殖户积*性较高，但受牛源紧缺、犊牛价格高涨、肉牛生长周期长等因素影响，短期内难以快速发展。
《中国科学报》：牛肉进口和加工方面会怎样发展？
王明利：牛肉进口量大幅增长，屠宰加工企业对外依赖度增加。今年1~8月份，我国已累计进口牛肉27.12万吨，同比增加了27.6%。随着国内需求的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肉牛进口量将大幅增加。
调研显示，肉牛屠宰加工企业购进国内育肥牛，按目前市场价格加工会存在亏损情况，但国外澳大利亚、乌拉圭、巴西等国的牛肉产品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企业逐步倾向于进口国外牛肉产品进行加工，对外依赖度增加。
《中国科学报》：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新动向？
王明利：养殖成本持续走高，价格继续上涨。在养殖成本和牛肉需求不断上升的推动下，我国肉牛出栏价格与牛肉价格将保持持续上涨的态势。
另外，高档肉牛业逐步发展，将拉动产业转型升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将推进我国牛肉消费持续增加，高档牛肉需求急剧增加，且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也将推动我国肉牛产业的升级换代和转型发展。
《中国科学报》：您对我国肉牛产业发展有何建议？
王明利：把肉牛产业置于整个农业生产循环系统中去定位，注重它的多重功能；重视牧草在肉牛业中的突出作用，还草于畜，将肉牛业发展成为真正节粮型畜牧业的代表；构建科学的牛肉分级评价标准，让老百姓知道真正的好牛肉标准是什么；构建符合国情的民族肉牛品种繁育体系，推动优良地方品种的培育和发展；有效利用奶牛提供牛源，重视肉奶兼用型牛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如何理解把肉牛产业置于农业生产循环系统中去？
王明利：一是肉牛业在农副产品资源的有效利用中作了很大的贡献。肉牛产业是整个农业生产系统的重要中枢，是农业生产系统良性循环的必备产业。如秸秆、饼粕、糟渣、果皮等都是肉牛可用的饲料。
若秸秆通过饲喂牛羊等反刍动物后过腹还田，效果就很好，还能避免焚烧和直接还田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每年产生酒糟1500多万吨、醋糟200多万吨、马铃薯渣150多万吨、果渣150多万吨、番茄渣30多万吨，这些都是肉牛很好的饲料资源。若没有肉牛，则这些都会成为环境公害。
二是饲料粮安全是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本质所在。而肉牛是草食家畜，草食家畜就应是以草为“主食”，精料是补充料。通过发展种草养牛、粮草轮作、农牧结合，既可提升肉牛等草食畜牧业的生产效率，提升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也可改良土壤生态环境，培肥土壤，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终保障了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