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韬说，转基因的确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但是，在讨论转基因的时候，不能否认科学家的**话语权。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希望制造和维持一个虚假的争议状态，甚至会引向意识形态的斗争。
目前，反对转基因的核心理由中有两个，一个是转基因是否有害不确定，第二个是科学家对转基因有争议。
姜韬表示，对于**个，不但是从食物安全性角度，还是从环境的安全性角度来考虑。政府不会把不确定的东西拿给公众去吃，在这一点上，大家要有基本的事实判断和常识判断。至于第二个，科学界的争论，只要再多问一句，科学界谁跟谁有争议？如果是外行和内行在争论，是专业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打口水仗，这都不叫争议。
在座谈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作为一项新型生物技术，转基因生物安全本来是一个属于风险评价范畴里的科学问题。对于这种技术，公众因为不了解而担心，有些专家因为不熟悉而质疑，这都是发展过程中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要警惕一些反科学的组织和人士打着维护民意的旗号肆意诋毁科学、抹黑科学家，把转基因推向风口浪尖，以致不少人避之唯恐不及。许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更为虚幻的恐慌所左右，谣言四起、乱像丛生，社会上一度闻转色变。
正是因为囿于这些，中国政府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一直强调”慎重推广“，相关的政策法规也迟滞不前。事实上，现行转基因生物研发管理的相关法规建设滞后于科学研究的发展，目前中国没有明确的转基因动物和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审定的法规条文，这直接制约着转基因的产业化。
黄大昉表示，国家现在条例是过分严格了，而且有一些是不合理的。既然是现在的条例有问题，就应该积*推进修改。
姜韬表示，在中央制定了方针政策以后，政府职能部门，往往总是重复方针政策，而不是出台贯彻落实的具体细则。科学家们眼巴巴得等这些部门告知现在哪里不慎重、如何做才是慎重，缺乏任何建设性的指导意见。这让科研队伍不知所措。
对于转基因，反对者往往强调知情权。在座谈会上，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王晨光称，笼统地说，转基因的知情权集中在”吃什么、种什么、标什么“三个方面。总结来看，吃或不吃，应该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种或不种，应该是农民的权利和自由；标或不标，应该是商家的权利和自由。
在转基因标识上，今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新法案，允许食品企业不透露自己的产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不过，该法案要成为法律，*终还要通过美国参议院的表决。
王晨光认为，一种农产品基于生产方式的不同而进行标识不应该是政府的责任。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既然一部分人要求这种权利，从政府的角度，是应该要照顾这部分特殊人群的，但是从立法层面保障他们的权利，并不能强加于所有人身上。
如果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标识，这一行为无形中让那些愿意吃转基因产品的人承担了成本。为保障反对转基因这一特殊群体的知情权，值得鼓励的做法应该是，在非转基因产品上进行标识，让那些特别在意的反转群体为之埋单。
在政策层面，王晨光建议，科学问题需要主流科学界为政府提供建议，供政府决策。政府在推动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方面应该立场坚定，不能有任何含糊。转基因农业领域的知情权诉求可以去听，也要表示出尊重，对这种权利也要支持，但是对妖魔化转基因的言行一定要进行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