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
中国奶业经历了“三聚氰胺”的沉重打击，又引来了“
“我们身边还有什么能放心的食品？”家长在痛心地问，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痛心地问。但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得到过答案，从“吊白块”粉丝、“头发”酱油、“黄曲霉素”大米，到添加了避孕药成分的大闸蟹、抹了敌敌畏的金华火腿、加了石蜡的火锅底料，再到黑豆腐、红心鸡蛋、“三聚氰胺”奶粉、毒豇豆、毒韭菜、地沟油……
我们生活在非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享受着以车代步，通过电视如临现场，移动电话千里不隔音，自由网上冲浪，可是，我们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欲望和享受却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成了问题。难道是一次次的食品安全事故还不够深刻？难道是我们呼吁的声音还不够大？难道食品安全真是一个不治之症？虽然国外也偶尔出现食品安全事故，但人们并没有恐慌性的担忧，为什么言必称“国际惯例”的我们，却显得毫无办法呢？
在奶粉“激素门”中，圣元要洗清嫌疑，本不需要等这么久。*简单也是*直接的方法，就是对奶粉进行检测。可是，武汉相关的检测机构却不接受个人的申请；国家权威部门关于奶粉的检测指标中也没有激素这一项；事发一个多月，在媒体报道之前，武汉的疾控中心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却还在“踢皮球”,拿不出任何意见。
在卫生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媒体记者提出了一些质疑。如，有记者问：“经过这次事件以后，奶粉激素的检测有无可能列入以后奶粉常规检测的项目？”卫生部的回答非常令人失望：“这种检测是复杂的也是需要检测成本的，检测方法要求使用同位素，而同位素是比较昂贵的。”但有什么比生命更复杂，比生命更昂贵呢？婴儿早熟，食物链的嫌疑是*大的，除了奶粉，还有哪些外源性食物有嫌疑呢？卫生部没有答案。
不管是武汉的“送检无门”,还是卫生部的“无言以对”,这都是监管制度的“三聚氰胺”.我们说，市场经济应当是道德经济或者诚信经济，但在利润面前，希望商人恪守道德自觉，无疑是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只要监管制度的“三聚氰胺”一日不除，各种各样的“门”还会接踵而至。
如何除掉监管制度的“三聚氰胺”,不仅有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以学习，而且国内的民众也纷纷开出了药方。比如，彻底解决多头监管的体制，不留监管空白；严格“国标”,只能比国际更严；开放的监督，信息化的跟踪，不放过每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加大相关环节的违法成本，加大个别机关不负责任的问责力度等等。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要等到何时，监管制度的“三聚氰胺”才能彻底消除？我们才能放心地吃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