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专家认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
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25个、品种12个、种植面积1.25亿公顷
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转基因技术是把一种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日前发布的全球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化发展的*新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全球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增至25个，另有30个国家批准转基因产品进口或进行试验，涉及玉米、大豆、棉花等12种作物，总种植面积已达1.25亿公顷，较产业化初始的1996年增长了74倍，12年间累计种植面积已超过8亿公顷。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介绍说，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品开发的转基因作物育种技术体系。以抗虫棉为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的研究开发是我国独立发展农业转基因技术，打破跨国公司垄断的范例。据不完全统计，抗虫棉研发的10多年间，国家总共投入约30亿元人民币。截至2007年底，获审定的抗虫棉品种155个，推广应用面积达380万公顷，减少化学农药用量约80余万吨，棉农增产增收累计超过300亿元。
我国未及时研发
据了解，自从上世纪我国允许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以来，我国政府的态度和行动一直比较谨慎，迄今为止，只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矮牵牛花、杨树和木瓜，但尚未批准任何主粮转基因作物。到目前为止，只有转基因棉花这一种作物被广泛种植，而在水稻、玉米和大豆等其他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方面，中国一直裹足不前。
黄大昉表示，在转基因大豆的研发和国内外粮油市场的竞争中，我国其实有着十分深刻的教训。
他说，中国是大豆种植的起源国，一度也是世界大豆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但是，由于多年对大豆科研和生产缺乏扶植，特别是近年来对转基因大豆发展的忽视，导致我国大豆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严重滑坡，年产量仅1000多万吨，无法适应国内对食用油和饲料产品迅速增长的需求。
而跨国公司近年开发并垄断了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核心技术，这种大豆不仅有利于防除杂草危害，更具有含油率高的优良特性。对转基因大豆这项高技术我国未予重视，并曾想以不发展转基因粮食作物为由，利用“绿色璧垒”将国外转基因产品拒之门外。然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再也无力阻挡跨国公司的市场扩张，国外转基因优质大豆如潮水般涌入，2007年数量已达3400万吨，超过国内产量的2倍，占全球大豆贸易总量的一半，国内大豆产品加工已为跨国公司所主宰。
“转基因大豆的教训告诉我们，惟有发展和掌握转基因核心技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保障我国农业持续稳定的增长。”黄大昉说。
转基因产品已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和消费者所接受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出现，关于转基因产品是否安全的争议就从未中断过。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副研究员熊燕等人表示，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尚未得到证实或解决。转基因食品尚未能从科学原理上被证明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此外，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而对其后果却无法控制，因而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安全上的问题。因此，转基因作物的商业种植发展前景中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一些专家表示，中国其实已经开发了多种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显示它们能提高产量和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但是正是由于对生物安全方面的担心，政府拖延了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黄大昉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深刻反思，在转基因技术发展政策上逐步取得了共识。伴随实践的积累和生物安全管理的日趋规范，公众对转基因安全性问题的认识也逐步走向科学和理性，转基因产品已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和消费者所接受。
记者在天津、北京等地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采访时发现，广大市民对于转基因食品持无所谓的态度居多。天津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色拉油很多就是用转基因大豆榨制出来的，而且，一些太空辣椒、黄瓜、西红柿等果蔬也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因此，购买转基因食品我没有心理障碍。北京市民刘兴也表示，他对转基因食品不会太排斥，会尝试买一下。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863”现代农业技术领域专业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强调说：“转基因食品美国人吃了十几年，从来也没听说美国人吃了这种食品就怎么样了，难道中国人的体质就这么娇弱吗？另外，中国人食用的豆油，很多就是转基因大豆榨制出来的，也没见有人怎么了。这些都表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李宁认为，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存在。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安全隐患也会越来越突出，加大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研究已成为中国中长期内的必然选择。
转基因技术培育超高产农作物新品种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报告认为，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5亿，粮食产量必须达到6.3亿吨。这意味着我国必须在现有产量基础上增加2亿吨。在耕地不断减少、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一目标，粮食单产必须提高40%-60%，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超高产农作物新品种是*有效的途径之一。
专家们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粮食安全的严峻挑战，我国应下决心推进转基因粮食作物，特别是高植酸酶玉米和抗虫水稻的产业化。
为了推进转基因玉米和水稻的产业化进程，黄大昉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改进决策程序，毫不迟疑地批准相关成果的推广应用。在推进过程中，还应特别重视产业化机制的创新。
黄大昉表示，我国农业企业目前相对规模较小、经济实力不强、研发力量较弱，特别是“产学研”的分割和“产业链”的断裂已成为农业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大软肋。因此，从实际出发探索建立转基因技术成果转化和市场开发的新机制、新途径，是我国转基因育种产业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
熊燕等人认为，针对影响我国转基因农作物研发与产业化的主要问题，**要理顺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管理。在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多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发展政策。
第二要选准突破口，积*推进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例如转基因抗病虫水稻技术成熟、效益巨大，迄今未发现安全性问题，无疑是我国大宗转基因粮油作物产业化的**。此外，对集饲料、粮食作物于一身的玉米也需给予高度重视。
第三要以科学分析为根据，修订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与管理条例。转基因作物涉及品种繁多，不同转基因作物带来的环境安全、食品安全和经济安全后果有所不同。因此，要严格建立实验室试验、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作物研发、生产评估体系。
第四要继续增加科研投入，保障转基因农作物和农业生物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以形成我国自主的、可控制的转基因作物商业种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