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标准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无论是“绿色”蔬菜的认证标准，还是机电产品的3C认证白准，在每一条标准的后面都有一条一种利益关系。标准越高厂家投入的成本也就越高，消费者的权益越能够得到保障。
据了解，011年国家标准委*终颁布的田径场地相关标准中，删除了报批稿关于有机溶剂(VOC)的限量规定，而对苯类溶剂、TDI限量作了放宽调整。在一个过度宽松的标准下，趋利的企业争相用更低廉的价格去竞争，结果就是合法地使用了可能有害的物质，实际上引导整个行业走上生产低价并可能有害的产品的道路。
公众在制定标准的时候缺乏利益代言的机会，使得一些标准“闭门造车”，有的企业甚至干预标准制定过程，谋取有利于自己的竞争优势，*终牺牲的是消费者利益。于是，新国标的出台遥遥无期，一些老国标的修订草案讨论多年无果而终。
据介绍，我国国家标准一般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管理及审批立项，标准化委员会下属标准化工作组负责组织编写并申请立项，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企业组织编写，相关行业专家开会评审。
每一个标准，从准备立项到废止，一般要经过9个阶段：预阶段→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出版阶段→复审阶段→废止阶段。标准制定参与的部门也很多，以电梯行业标准制定为例，船舶、电力、社会公共安全、机械、建材、劳动安全、电子、商检、交通等部门都参与制定电梯行业标准，使标准的统一性、协调性和系统性打了折扣。而且，标准本应与时俱进，但牵涉部门太多，修改起来谈何容易？由此，国家标准的制定、修改耗时漫长可想而知。其实产品生产标准，大多数可参考发达国家标准，即使一些行业发展水平较低，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国家标准，也应该无多大难度，然而相关部门的懒政思维，却常常坐等有毒、害产品带来危害公众健康安全事件后才“高度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曾提出，国家标准在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应明确标准制定各参与方的责任主体，在标准的提出、制定、审批及修订等环节上，设置明确时限，缩短标准审批周期。
“国家强制性标准修改缓慢，遥遥无期，监管不到位，缺乏问责制。”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说，“十三五”期间按照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应对国家标准管理工作进行梳理，不让落后的标准拖住“十三五”规划的后腿，充分发挥标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和基础保障作用。他建议对以往的国家标准进行梳理，优化国家标准体系，对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对滞后于绿色、滞后于安全、滞后于老百姓健康的标准，该废除的废除，该修改的修改，该创新的创新。在制定国家标准过程中，要广泛征求受标准影响的各方意见，严格保证标准制定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生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要避免由于摆不正上述关系，使标准危害了国家利益，伤害了老百姓，保护了落后。在标准专业技术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上，除了本专业的技术专家、主管部门、企业人员外，应吸纳第三方或消费层面代表参与，有的也可以聘请国外专家、学者参与。严防某些参与制定标准的主体(例如某些高度垄断行业)在制定标准时一家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