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橡胶、红苕、土豆和棉花是外来的“洋作物”。然而，作者却从历史中抽出这些洋作物，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地还原它们落户中国的情形，从而编织出一张灿烂如锦的地理历史图卷；也许，更重要之处在于，通过这些历史线索所串起的历史事实，心平气和而又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重温一次开放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意义，我们会更温馨而自信。
152 0173 3840年，即乾隆三十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令匠人精心雕刻了12件刻石。300多年后，作为中国棉花种植史乃至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物，刻石依然保存于河北省博物馆。
那一年，南巡的乾隆途经保定，在方观承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王氏庄园的棉行。稍后，方观承以乾隆的视察为背景，把棉花种植、管理、采摘，以及纺线、织染——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棉种到布匹的全过程一一绘图，并配以简明文字制成册页呈乾隆御览。乾隆阅读后，兴趣盎然，这位古往今来作诗*多的皇帝拈笔为每幅图都题了一首诗。方观承要匠人雕刻的，便是这本留有御笔的册页。历史上，把它称为《御题棉花图》。
中国虽然是栽桑养蚕的发祥地，棉花却不仅是舶来的，而且进入中国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在棉花登场抵挡风寒之前，我们的祖先能凭藉的是丝、麻、葛。然而丝绸太贵，远非编户小民所能消费；麻和葛虽便宜，保暖性却不尽如人意。《王祯农书》曾把棉花同丝麻相比，棉花的优点一目了然：“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
《御题棉花图》册页里，不仅有乾隆的诗，还有他的祖父康熙的一篇《木棉赋》。康熙文中的木棉，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高大的开满红硕花朵的英雄树，而是古人对棉花的别称。这篇赋里，康熙追溯棉花的来历时说它“道伽毗而远来”。伽毗是哪里呢?有注家引《册府元龟》说，“(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伽毗国献郁金香”，但“今地无考”。
窃以为，伽毗很可能就是迦毗，也就是迦毗罗卫国，即佛陀的母国。康熙的赋中，用它代指印度。事实上，棉花家族中的印度棉，就是古印度人培育出来的。汉朝时，随着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贯通，棉花也像苜蓿、胡萝卜、葡萄等众多中亚、南亚和西亚作物一样流布中土。
不过，尽管汉代的典籍中就能找到棉花的记载，但在宋元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没能把棉衣穿到身上。因为，印度棉是一种多年生木本植物，喜热，好光，这决定了它只能生长在广东南部等少数地区。
宋元时期，原产于欧洲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棉，从西北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分头进入中国，从此，开始了棉花衣被中国的绚烂之旅。对此，《中国棉纺织史》认为，印度棉和宋元时传入中国的草本棉属同一种作物。在欧洲，它由多年生变成一年生；而在包括印度和中国南方的亚洲地区，由于气温高，始终未蜕变。
**个把棉花种植提到国家高度的是元朝。1289年，忽必烈下令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和福建设置一个新的机构：木棉提举司。按元朝惯例，对重要事务，一般都设专门的提举司负责。提举司首长级别为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与木棉提举司类似的还有负责茶叶的榷茶提举司，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负责教育的儒学提举司。
及至明朝，棉花版图已从元朝的局限于长江流域扩展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南北直隶及12个布政司75个府，都有成片的棉花种植。到了清朝，棉花更是“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及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此时，棉花已成为中国人*普遍*主流的衣着原料。
明太祖朱元璋以他农民式的精明，为大明帝国的万千子民作了条款非常多的规定。比如农民种什么，土地怎么分配，这个紫禁城里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非常操心。他下令，凡是家里有5到10亩土地的农民，栽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的翻番。并且，地方官必须严格监督，不按规定的要处罚。
朱元璋的这种规定透露出的*明确信息，就是此时的大明王朝还属于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上所产，仅供自用。诸物皆备，不必仰于商品交换。
但是，100多年后的明朝中后期，一种远道而来的植物却意外地打败了朱元璋，让太祖高皇帝的圣旨成为一纸空文。这就是棉花。
明清之际，棉花以**规模在全国大面积种植，*集中的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和黄河下游平原。其中，尤以长三角的苏州府和松江府为*，能够耕种的土地，百分之七八十种棉花，百分之二三十种水稻。水稻种得少，粮食不够吃，就大量从邻近地区贩运而来，而农民赖以购粮的银子，就是地里年年丰收的棉花和它们化作的一匹匹衣被天下的棉布。农民热衷于弃稻种棉，一个地方官洞悉了个中奥妙，那就是：“盖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至于卖布买米或是相应地卖米买布，不仅使朱元璋的自给自足模式不再铁板一块，农民有了初步的专业化分工，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化进程。
由于种棉织布蕴藏着海量商机，其间又产生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职业。种植者除外，专业性的职业还有轧花匠、纺纱匠、织布匠和染匠，这些姑且命名为技术工人的人数，据统计，清代中期，仅苏州一地就多达两万人。他们之外，还有另一些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美国史学家林达·约翰逊所说的“棉产品生产从农民的副业上升到手工工业，是通过掮客、工场主和商人共同的努力发展起来的”。
今天中国*重要的城市上海，已是现代与繁荣的代名词。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里还是东海中若隐若现的沙洲。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到了宋朝的1074年，上海设镇。1292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设县，属松江府。当年留下的一幅地图显示，元朝时上海*显眼的建筑是衙门、军营和庙宇。它还远远算不上城市。即使到了明朝，它的城墙庇护的城区直径也不到1公里。
上海分布着沙质的淤泥地，不宜水稻，却是棉花生长的理想之地。当棉花遍及南北，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渐渐成为全中国****的棉花产地和工场*密集的纺织基地。此外，东海之滨的上海还是布匹出口的重要码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清初)棉花种植生产已遍及中国各地区，因之成为一般人民衣着主要材料。长江一带生产的一种，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通称南京布”。这种南京布，其中的外销部分，几乎全部由上海经海路运往广州，再从广州出口。仅1786年一年里，出口的南京布就达37.2万匹；不到10年，这一数字惊人地飙升到了100万匹。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则达到了峰值：300万匹。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贺瑞斯·格里利曾回忆说，“在我的童年时代，中国的棉织品，被称为南京布，在新英格兰被广泛使用，甚至是穷人”。
正是洁白的棉花，给了后来成为远东明珠的上海**推动力，就像林达·约翰逊断言的那样：棉花和商业是清代上海经济复苏的**阶段的主要原因。19世纪之初的上海，已从一个荒凉的滨海小镇，发展成一座拥有12万居民的名副其实的城市。这一时代留下来的地图上，除了象征皇权的衙门和军营，以及象征神权的庙宇，更多的，是象征商权的各种公所——布业公所、茶业公所、丝业公所、成衣公所、南北货公所，以及因商权的**发达而催生的商人们款叙乡情的各地会馆——江西会馆、潮惠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建汀会馆……可以说，棉花催生了商业，商业带来了繁荣，繁荣点燃了平民的人间烟火。（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