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来，转基因水稻能否商品化的争议愈加激烈。特别是在*近召开的全国“两会”中，转基因食品再度被热切关注。这两天，更有媒体报道称，在湖南、湖北的一些超市中，有转基因大米出售。
转基因主粮进入市场，于法无据，国家目前并没有放开转基因大米的商业化。据称农业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一些超市也已将转基因大米下架。显然，由于转基因主粮本身充满了争议，这件事情不会因为转基因大米的下架而立刻平息。
根据目前的定义，转基因技术是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使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具有优良遗传形状的物质。从研究角度看，转基因的技术推进已有不短的时间。
对于人类而言，转基因技术或是天使，或是魔鬼，既可能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福音，也可能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关键问题在于，科学界至今不能确认，转基因食品究竟有无可能对生态环境、人体健康造成重大伤害。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特别是主粮的商业化问题显得有些敏感。
在我们看来，转基因食品在当下中国所引发的争议，看起来相当复杂，但归结起来，不外是科学逻辑与商业逻辑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从科学角度看，这件事情很麻烦，是因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短期内得不到明确认证。
3月5日，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愿意做志愿者“试吃”，如果两代人没有问题，转基因(大米)就是安全的。袁隆平院士的这个意见，其实是表明，在科学层面验证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需要相当长的周期。但如此漫长的试验周期，又与当下部分人群的商业利益发生冲突。
主张转基因大米安全性没有问题，主张转基因大米应通过适当的商业化，以造福于普罗大众——持这些意见者，多为转基因技术的一些研究者，以及转基因食品产业界中人。在政府层面，农业部门也认为，转基因技术在高产、抗逆、抗病虫、提高营养品质等多个方面优点明显。
这也就说明，如果转基因大米不存在安全问题，那么，相关研究者与产业界人士倒真是在做为社会造福的事情。尽管在为社会服务的背后，也明显有商业逻辑在起作用。不过，商业逻辑本身无是非可言，也不必将其刻意涂抹上价值判断层面的色彩。
要看到的是，当科学逻辑与商业逻辑无法完全融合，甚至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主管部门必须拿出主见来。遵循必要的政策逻辑，坚持决策程序过程的正义性，这是农业主管部门所做的决策能够使社会大众信服，又不至于给未来留下隐患的关键。
鉴于转基因食品，特别是主粮的安全性研究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主管部门断不可急于宣布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诚然，由于不同转基因食品在人们食品消费中的比重大不相同，其可能的危害性自然也不会一致。但就原则而言，在没有明确的科学结论之前，任何对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之外其他方面的重大意义的欢呼，都不是一件明智之举。
进而言之，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行为更不宜激进。毫无疑问，多一份谨慎，比冒失前进来得合理。毕竟，至少到目前为止，依赖传统的粮食生产方式，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并没有大的问题。而从国际社会的实践看，转基因作物，尤其是主粮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在全球都备受争议。很多国家目前都选择暂时停止商业化种植来应对争议，我们也不妨取这样的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在转基因主粮的商业性销售不可贸然前行之时，在中国土地上的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同样必须谨慎。以实验性种植替代商业化种植，仍然是当下的理性选择。湖南等地一些超市货架上的转基因大米则警示人们，这件事情如果把关不好，态度模糊，很可能会给未来的管理造成大的麻烦。一旦转基因大米存在安全问题，则善后事宜就更难处理。而在目前的政策许可范围内，一些被添加了转基因原料的食品，也应该做好标识工作，以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
说到底，这件事情，根本上是个科学问题，而不是民主问题。有学者提出，转基因主粮是否推广，应该听取民众意见，而不是由少数学者来决定。这样的意见也值得商榷。假设转基因主粮存在安全隐患，即便99%的民众赞成大规模应用，又怎能唯多数人意见是从呢？所谓程序正义，是在尊重科学前提下的程序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