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消费文化演变的无奈

百检网 2021-12-28

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之于中国大陆消费者而言,都是个充斥“好货”的神秘购物天堂。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很久,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大陆、尤其南方沿海城市的“港货”,就曾是大陆人艳羡的对象,这些“港货”既有价值高一点的精工表、收录机,也有价值一般的尼龙夹克、“香港衫”、“香港包”,还有今天看来不过香港日用品的剃须刀片、风油精、空白录音带,既有物质的、有形的,也有精神的、无形的,如港歌、港片、香港报刊杂志,等等。改革开放后,这些“港货”流入中国的更多,甚至一度在陆港间滋生了专门负责“带货”的“水货一族”。在那个年代,对“自由行”犹豫不决的是两边的行政部门,民间则是一片叫好或催促之声。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市场一放就灵”,任何存在或出现的问题,都可通过“市场万能之手”去调节。

这种“情投意合”和“你情我愿”,其实是建立在一种非常态的消费文化基础上的。

改革开放之前、之初的香港,是个半工半商的自由港,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商品门类齐全且价格低廉;当时的大陆则处于经济停滞或初起步阶段,制造业艰难跋涉,市场上空空如也,商品种类稀少,“高精尖”产品非但价格高,而且难以买到,稍稍“稀奇”一点的东西,要么需要各种票据,要么就得开后门、或拜托少数有机会出国旅行的亲友从“三大三小”、“一大三小”的指标中分一杯羹,近在咫尺且流通渠道相对丰富、方便得多的“港货”自然对饥渴的国人有*大吸引力,他们对能给他们带来“好货”的港人和香港市场,自然也是充满好感。当时慢说比“行货”成色差距甚大的“水货”大陆人趋之若鹜,甚至诸如“TTK磁带”、“HK包”之类来路不明的“假港货”,大陆人也照样趋之若鹜,正所谓“饥不择食”。同样,当时的香港商家、水货族,乃至普通港客,还普遍沉浸在对贫穷的“表哥表姐”既好奇又怜悯、且可以通过这种不对等生意往来名利双收的居高临下心态中,自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如果说有,那就是抱怨这种生意还不够“自由”,无法让自己赚得更多、心情更好。

2003年,爆发在华南一带的SARS给本已饱受转型之苦、地产泡沫破裂之祸的香港经济带来重创,萧条的世面、惨淡的商业营收,让香港特区政府、商界和普通港人叫苦不迭,忧心忡忡。反观此时的大陆,已处于改革开放成果渐渐凸显、经济开始步上快车道的初期,大量涌现的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力开始膨胀,而当时的国内市场商品不论数量、种类、档次、质量,都尚不足以满足这一批消费者的胃口。正因如此,当现任特首、时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的梁振英因事前往北京,和中央政府官员谈及开放自由行问题时,双方才会一拍即合。

自由行的发端,是2003年6月29日出炉的《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而从这个纲领性、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到自由行首批四城市(东莞、佛山、中山、江门)开放成行,期间只过了整整一个月(2003年7月28日自由行首批正式开闸),当年自由行城市就从4个扩大到10个,且包括了“北上广”三座特大城市,此后自由行范围持续扩大,如今已有49座大陆城市居民可以享受“自由行”待遇。

自由行给香港经济、商业和就业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

上世纪90年代,香港制造业大量外流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珠三角,香港本埠开始艰难的经济转型,尽管获得不少成绩,但新的经济支柱——金融业和地产业——受海外因素和泡沫经济影响过大,且不足以为香港社会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97”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地产泡沫的崩盘,香港经济和民生景气都受到严重影响。自由行的实现,让香港商业、旅游业意外获得一针强心针,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之一。据统计,2002年即自由行实现前一年,大陆访港人数仅638万人次,2013年已达4075万人次,大陆访客占访港旅客总数比例,从2002年的41.2%,升至2013年的75%,也就是说,每四个访港境外来客中,就有三个来自中国大陆。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自由行10年间内地赴港游客累及逾1亿人次,按照香港经济学家关焯照的说法,自由行至少带动香港1至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相当于为港人贡献了人均1/3的薪酬,而全国政协委员、候任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则承认,自由行让香港经济得以从“非典”阴霾中迅速走出,并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然而随着自由行的深入,曾经的“两情相悦”,却渐渐变成了彼此不痛快。

在香港,抱怨大陆客“不文明”、“不守规矩”,造成购物秩序混乱、购物环境恶化和交通拥堵的声音比比皆是,一些人更指出,由于香港商圈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取悦大陆客身上,造成本港居民购物不变,大陆客抢购奶粉、时尚电子产品的几次热潮,更直接导致了“奶粉限购令”等一系列“土政策”的出炉。

由于担心大陆孕妇来港“双非产子”,港府在口岸严防死守,却又不便违反国际法准则,公然宣布对特定人群、尤其特定来源的特定人群实行“禁入”,这种自相矛盾在实际操作中,便表现出一系列“非常之举”,和自由港的形象反差很大。

对于这些问题,一些激进港人用网络谩骂、在闹市商圈唱“蝗虫歌”、在视频上专门发放大陆人不文明镜头等做法加以放大,而一些香港民代、政治人物则不断提出一些五花八门的建议,如“削减20%自由行名额”、“在赤腊角等远郊开设专门针对大陆的购物场避免陆客入市区”、“征收陆路入境税”,等等,引发一次次风波。

而在大陆,针对自由行的不满也同步增长。

许多大陆访客对“蝗虫歌”一类歧视性言行十分反感,对香港部分口岸、商家和窗口单位工作人员溢于言表的轻蔑态度很不舒服,不少人指出,这些歧视、轻蔑是“看人下菜碟”,专门针对陆客,同样的问题陆客就是“蝗虫”,而其他外国人或港人就听之任之。更有人对香港方面仅仅把陆客当作“送财童子”,一方面强调“你们应该来港花钱”,甚至屡有导游因陆客不肯多购物而做脸做色之事,另一方面却又摆出一副“要钱不要人”的“霸王店”脸色,让人着实难堪。

出现这种感情裂痕,和消费文化的演变有很大关系。

就香港而言,虽然做自由港很多年,属于成熟的商业社会,但毕竟长期以来系以加工业、转口贸易立足,转型以零售、旅游服务业为本,认真讲不过是近20年、尤其自由行开通后的事,港人在这方面的服务心态,较日本、台湾等地有很大差距。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同样是出现磨合上的问题,有些甚至问题更严重,但日本、台湾当地的商家、商业从业人员和窗口机构,却仍然可以“职业的热情”对待陆客,反观香港则有些勉为其难。

虽然时过境迁,但许多港人仍自觉不自觉出于惯性,对陆客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这种心态下,好处往往被有意无意忽略,而问题则被挑剔、放大。甚至一些对陆港经济形势逆转心知肚明的港人,也依然抱着对“过去好时光”的留恋,无法接受如今的现实,并因此产生抵触情绪,又因抵触情绪产生不快和排斥心理。

而在大陆方面,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抱着“我们是来香港救市”的优势心态,对港人缺乏足够尊重;一些陆客在国内养成了不尊重秩序和规范、不拘小节、不讲社会公德的毛病,并将这些毛病带到香港。这些自然也激化了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的自由行构想,和实际形势的演变间,存在很多落差。

当初香港方面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自由行吸引大陆近港城市和高端游客,并借助这些人的购买力托市,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或对香港社会更熟悉,容易磨合,或素质较高,购买力较强,可以把副作用降到*低。

然而大陆经济的腾飞,和大陆有钱人消费能力的提高,却远远出乎香港、甚至大陆当局的意料:短短几年功夫,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对这些人已毫无吸引力,随着更多双边旅游协定的签署,他们的足迹已遍及欧美澳、乃至非洲和南*;曾经对香港水货趋之若鹜,把香港时尚屋视作圣地的大陆富人,如今已蜂拥而赴巴黎、米兰、伦敦和东京,连香港“行货”都未必放在眼里。穿梭于陆港两地的,变成了消费力稍逊一筹的“二三线”内地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的个人素质和海外适应能力难免也较差一些,而购买力、消费力也相对逊色,这种始料不及的“错位”,同样造成了消费文化上的更多 冲突。

此外,诸如“食品危机”等意外事件,和大陆零售物价的上涨,也让一些问题凸显,如事实上造成陆港两败俱伤的“奶粉限购”,和一些深圳居民利用“一年多行”的漏洞在香港超市、便利店扫货,都让两地民间的矛盾,和消费文化间的冲突雪上加霜。

对于这一切异动,大陆官方一直摆出“闷声发财”的姿态,而香港方面的诸多方案,恐怕也只是隔靴搔痒:设置陆地过关费势必导致大陆对等待遇,这在港客日过关18万、陆客仅10万的背景下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削减自由行名额未必能减少副作用,却**会减少“正作用”;至于开辟远郊卖场则更是莫名其妙——原本陆客就对港人仅仅把自己当作“香港提款机”、有救市义务却无“市场上帝”待遇啧有烦言,这样的做法,岂不是让自由行变成进入“购物集中营”?

解铃还须系铃人,自由行的种种问题,许多都是两地消费文化差异所致,要解决也必然需从这里入手。

对于大陆游客而言,入乡随俗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提高个人素质、遵守社会公德和规则,也是每个文明人理应做到的,在抱怨别人挑剔之前,应先扪心自问“这些问题是否真的存在”。

而对于香港而言,恐怕**要从对“昔日重来”的幻想中醒来——香港对大陆的商业优势心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昔日大陆不开放、不发达,香港作为中继站赚取“过桥费”基础上,如今大陆全境商业开放,自身经济也跃居世界前列,昔日商品匮乏、市场局促、民众无力走出**的“对港依赖”生态,早已一去不返,倘一味将“过去的好时光”当作陆港商业关系的参照系而怨天尤人,只能徒然增加陆港商业往来的嫌隙和障碍,并给外人以可乘之机——要知道继“**陆客”被欧美抢走之后,周边许多“码头”正虎视眈眈,觊觎着“二三线陆客”的商机,而这些在不少港人看来并不可爱的消费者,正是当前“自由行”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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