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产业的“气候”则要单调许多。年后复工至今，南通永尚纺织有限公司坯布车间每天只开一班。“多了肯定消化不了。”在公司董事长顾旭春看来，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疫情给产业带来的“霜期”将长久存在。
“明显感觉到，今年客户询价没有以往那么频繁。”南通清雨飞菲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章秀红说，“下游能不拿货就不拿货，宁可等一等。”复工后，公司订单接到了4月底，后面的生产经营均要在未知中度过。
作为坯布织造的主要原料，春节后，
“全球疫情导致纺织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降幅为17.70%，降幅水平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前5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同比仍现下降，但因全球防疫物资
中纺联组织的一项调查则表明，随着疫情导致发达国家商业停摆时间延长，我国纺织企业出口贸易持续承压，内销市场远未及过去同期水平。各纺织重点品类产品产量相比呈现明显缩减，仅
“在叠石桥，外地客户来得少，老客户去得也少。”顾旭春说，如东纺织产业长期背靠叠石桥市场，目前一级市场尚在恢复，下面的二级市场、三级市场也都没有完全开动。他断言，“今年新下的订单会很少，90%以上产品将变成库存。”
章秀红的估计要乐观一些。她盘算，随着后期疫情防控形势的趋稳，公司销售做到去年的3300万元或许不成问题，但利润无疑会被摊得很薄。
复工一延再延，原料供应不上，物流迟迟未通，工人艰难到位，订单陡然萧条。2020年新春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蔓延，让纺织企业遭遇当头一击。更难的是，困境中的企业仍然必须用一定代价，维持必要的体面。
“订单少了，但管理人员的工资要开，计件的工人活儿做得再少要养。”岔河镇纺织协会秘书长严丽培说，在这些费用之外还要注意到，八成纺织企业有贷款，利息也是不小的压力。
顾旭春认为，失去的时间也是无可挽回的代价。布只是一种普通的生活用品。即使疫情影响减弱，被抑制的消费需求也无法释放，何况一家企业的产能基本固定。“报复性反弹，在我们这个行业是不存在的。”
一种共识
愁上眉端，但甚少抱怨。这是当下绝大多数纺织企业掌舵人的群体表情。这种微妙的心理，源于一种行业共识：疫情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对纺织业构成的全部挑战。
南通恒畅纺织有限公司拥有96台喷气织机和130台剑杆织机，去年坯布销售做了8000多万元，同比基本持平。董事长周正旭说，虽然账面数据过得去，但实际利润*低，库存有所增加，相当于百十台剑杆织机白织了一年。
2019年以来，纺织企业普遍经历了这样的困难期，直接原因在于，肇始于前一年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对行业释放消*影响。“一季度还好，但到了二季度情况就开始变糟，下游需求减少，账期变长。”南通纬纶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县纺织商会会长冒国平说，在本应是纺织生产旺季的二季度，淡季提前到来。
县发改委去年年中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年前5个月，全县纺织业应税销售同比下降28.81%。县发改委党组成员、工业和信息化局专职副局长袁卫华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市场预期，以及原料价格造成的波动，对行业造成的影响客观存在。
周正旭记得，2004年他刚入行时，每吨棉纱的价格为20000元左右。到他接受记者初次采访的2019年中，棉纱价格又跌回了15年前的水平。以40支规格的棉纱为例，正常行情下，那时每吨价格应该在24000元。
在前道原料棉花的价格上，如东衣源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军给出了更精细的“波动曲线”。他回忆，2019年4月份，每吨棉花的价格约为16000元，此后棉花价格经历了罕见的大起大落。6月29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日本大阪会晤，次日，棉花期货在10分钟内即涨停。到了7月9日和10日，棉花期货连续两日跌停，当月，每吨价格回落至14000元左右。
原料的波动，深度扰乱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新生力量的冲击，也在增加企业判断市场走势的难度。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近年来国内纺织业重心西移，许多大型纺织企业或作为援疆项目，或基于投资需要，将生产基地迁往新疆。“当地给出了一系列优惠条件。土地、用工、用电、税收等等方面的优惠力度，是内地无法比拟的。”袁卫华说。
“以电费为例，如东地区工业用电每度价格为8毛左右，在新疆阿拉尔、伊犁一带，仅需2毛8。”冒国平说，除此之外，当地对企业厂房的租金、增值税的减免，以及对工人保险、产品运费的补贴，都是重要的政策支持。
大豫镇一位纺织企业负责人介绍，以出疆补贴为例，单单把产品从新疆运到南通，运费即有结余。换句话说，出疆的纺织品，已然锁定了价格优势。“产品销往内地，一遇滞销就马上降价。”由于政府提供补贴，通常每吨产品较内地企业有一两千元的成本优势，对后者形成很大压力。
结构性困境
问题不止于此。能从本质上描摹一个行业生态的，往往是一些结构性的困境。
纺织业是
在恒畅纺织，周正旭早就想把130台剑杆织机淘汰掉，但至今这些机器还开着。“我们有10多名50岁以上的工人，如果不开剑杆，他们又无法适应更新的设备，很快就会跑到别家去。”周正旭说，工人宁可养着，也不能任其流失。
早在七八年前，如东纺织行业的用工问题就开始凸显。南通源野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祥回忆，2013年时纺织行情相对向好，企业需要大量招工。但当地工人就这么多，“抢人”便无法避免。“工人还没到厂，先发2000元的红包，*多的人家发5000元。”袁祥说，也不排除工人已经报到，又被另一家企业抢过去的情况。
用工短缺，可以归因于如东的人口老龄化，但在南通世纪天虹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唐雪峰看来，纺织业的“性格”调整亦不可不察。一方面，纺织工作相对单调，本地年轻人很少愿意投身这一行，即使外地年轻人前来务工，拿到工资后需要消费，纺织企业散落乡镇，周边配套设施难以提供消费支撑。另一方面，所谓经济落后地区，也在用发展积累用工需求，外来纺织工人将逐渐回流。
企业管理也是制约纺织业脱困一大瓶颈。如东的纺织企业多由房前屋后的小作坊发展而来，为节约成本，很多企业主都是“全能选手”。“老板是决策者，同时也是会计，是业务员，是搬运工，甚至是挡车工、修理工，什么都做，什么都去做。”袁卫华说，勤劳，是全民创业时期兴起的纺织工业赋予行业的深刻烙印。
用“勤劳”压降成本，一度让如东纺织产品在市场上所向披靡。周正旭说，同样的价格，放在如东有钱赚，放在其他地方就无法成交。在山东等地区，不少企业依然沿用着老国企模式，“养了不少闲人。”
但是，制度过度灵活，带来的往往是不规范，在财务管理上表现尤为明显。据发改委的调查了解，有相当多的纺织企业对利润的定义存在严重误区，除去工人工资和固定费用，老板工资、银行利息以及应收账款通通不管。“年头拿出去15万，年尾拿回来20万，我就是赚的。”袁卫华说，在这种“简单粗暴”的财务管理下，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着实堪忧。
不断提升的安全
马塘镇经济发展局局长洪善俊时常听到镇上的纺织企业主倒苦水。他认为，站在监管的角度，严格要求并没有错，但崛起于全民创业时期的草根背景，也决定着这个行业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很难简单与过去切割。“企业未必不想提档升级，但是自身矛盾重重。”洪善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