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当社会秩序经历了破坏与重组之后，构成社会的众多基本要素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中在经济领域，*突出的变化就是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不断萎缩，实物渐渐取代货币成为了商品交换的媒介。而绢帛正是实物媒介当中*为重要的一项。就在同时期，我国的气候经历了一段明显的降温过程，这使得许多原本生长于北方的自然植被已经无法适应寒冷的气候，植物数量锐减，这也是造成中古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大量迁徙的原因之一。而作为生产绢帛的重要原材料——桑树也势必会受到影响，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而绢帛的减少与布帛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的时间点恰好吻合，这也引起笔者的思考，进而希望考察气候对于北方桑蚕纺织乃至于整个北朝经济的作用与影响。
绢帛在先秦时期便作为日常用品出现在中国社会之中，《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司马贞索引：“绨，厚缯也，音啼，盖今之絁也。”当中的“绨”是一种厚重且光滑的纺织物，据《释名》记载：“绨似悌蟲之色，绿而泽也。”而到了两汉时期，绢帛的尺寸宽窄已经有了*为明确的法律规定，《汉书·食货志下》“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又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市律》“贩卖缯布，幅不盈二尺二寸者，沒入之。”则可知社会流通当中的帛应当长四丈，广二尺二寸。而绢帛的使用数量也十分惊人，武帝时期“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宣帝时期对于霍光*为倚重，在其生前“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区”。西汉政府能够如此大规模的使用绢帛，足以证明在当时的社会，绢帛是十分常见而普通的物品。
但是，到了北魏时期这一现象却有了明显的改变。据《魏书·序纪》记载：“时国中少缯帛，代人许谦盗绢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谓燕凤曰：‘吾不忍视谦之面，卿勿泄言。谦或惭而自杀，为财辱士，非也。’”这表明在北魏建国之前，绢帛已经属于稀有物品，整个国家内部所流通的绢帛数量也非常少。但是由于绢帛本身较高的经济价值，使得有人不惜去偷盗绢帛。而许谦其人，《魏书》称其“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嘉之，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与燕凤俱授献明帝经”。从中可知，许谦在昭成帝时期便已经是正式的国家官员，而他偷盗绢帛也应当在这一时期。这表明身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的许谦由于某种原因，不顾自己的身份与名誉去偷盗绢帛。并且，许谦与燕凤都是昭成帝和道武帝十分倚重的心腹之臣。至于其品行操守，史书虽没有明言，但是其足智多谋政绩斐然，其为人品格当不至于过于鄙陋。故不论其动机为何都足以证明当时绢帛的贵重与匮乏。
而且，从总体数量上看来，在北魏建国初期，不仅是位于北方的拓跋氏政权，南方的东晋政权在绢帛的使用数量上也是远不如两汉时期。据《魏书》记载：“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令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将逼滑台。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弃城济河，仲德遂入滑台。乃宣言曰：‘晋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虽然这句话是两军对垒时期的挑衅之语，但是从侧面可以看出两国之间有时是以布帛为交易媒介处理相关事务的。而借道这类事件的价格大致在数万匹布帛左右，相较于汉代动辄数百万匹的布帛用量可谓是小巫见大巫。那么综合上述两点，可以得知北魏建国前后曾经出现过绢帛严重匮乏的情况，无论从民间层面的商品流通还是国家之间的利益输送都受到了这一现象的影响。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为何便值得讨论了。笔者认为，造成整个中国市场上绢帛缺乏的直接原因是绢帛的生产量减少与各政权的对立。由于战争与动荡，使得西晋时期曾一度统一的中国大地又一次分裂成了多个政权。这使得原本统一的纺织业生产力被人为打散，不均匀的分布于各政权之中。如两汉至三国时期，高档纺织品的主要出产地——蜀中此时便在东晋的统治之下，北方的纺织品供应自然会受到影响。然而，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还有可能是与当时发生明显变化的气候有关。
关于中古时期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很多，***的就是气象学泰斗竺可桢先生。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可知，自东汉末期开始，东亚地区的气温便开始不断降低。曹魏黄初六年，“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这是*早的淮河封冻现象，而据竺可桢先生而言：“在公元前11 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为了封堵口子,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为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园这一带竹子是很繁茂的。”这足以证明西汉时，黄河流域还可以广泛的种植竹子，但是到了曹魏时期连淮河流域都会封冻。这证明在这一时期，气温是明显呈下降趋势的。
而气温降低必然会影响作物的种植，作为绢帛的重要原材料桑树的生长也会受其影响。*直接的证据是《汉书》有载成帝年间，临邛人陈立“徙为天水太守，劝民农桑为天下*，赐金四十斤。”这表明西汉中后期天水地区可以从事桑蚕养殖。但是，在北魏太和年间“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汾、秦、安、营、豳、夏、光、…皆以麻布充税。”而当中的秦州据《魏书·地形志》记载:“秦州治上封城。领郡三。县十二。天水郡汉武帝置，后汉明帝改为汉阳郡，晋复。”因而可知，天水郡所归属的秦州不是以绵作为税赋，而是以麻为赋税。绵与麻都是纺织品的原料，绵用于纺织绢，麻用来纺织布。而在缴税方面，则是“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从这方面看来，二者存在种类上的本质区别与数量上的等级差异，这表明北魏政府针对不同的地区征收不同种类的经济作物并不是因为幽、平、并、肆、岐、泾、荆、凉等地百姓贫穷，为了减轻上述地区的税收负担。而是因为这些地方不适宜种植桑树，也就无法养蚕缫丝，所以才让他们上交麻布来当做赋税。
同时，从均田令看来：“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可以看出，每人所受的桑田数量和与之相对的麻田数量是不同的，这表明政府在均田的同时已经考虑到了产量的问题，桑田的数量多于麻田但是仅交八两绵作为赋税，麻田却要交够十五斤。众所周知，丝绵的
综前文所述，北魏前期出现绢帛短缺现象的是由于气温降低，导致适宜种桑地带南移，北方大部不再适合种桑养蚕所导致的。而这一现象一直至献文帝时期才有所缓解，能够“诏出内库绫锦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孝文帝时期就已经渐渐回复到西汉全盛时期的绢帛使用量，可以“以绫绢布百万匹及南伐所俘赐王公已下”。但是，在这一时期桑蚕纺织业的生产分布状况也已经基本固定，对于一些不再适合纺织丝绢的地区开始以麻布充税。
而且，纺织品不同于粮食，并不是一种容易消耗的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上的纺织品总数量应当是逐渐上升的。这也是两汉时期丝织品数量较多的原因。而在北魏建国前后，北方地区由于技术落后，原材料减少，控制面积狭小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国内丝织品不足的状况。到了孝文帝时期国家掌握的绢帛数量已经恢复到了两汉时期的水平。但是，幽、平、并、肆、岐、泾、荆、凉等地还是无法以丝绵来缴纳赋税。那么就只有因为气候变冷这些地区已经不再适合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这一条合理的解释了。
而笔者以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绢帛数量锐减也*有可能是导致粮食、绢帛取代钱币成为交换媒介的原因之一。根据《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记载：“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魏文帝废五铢钱可以说是从国家意识层面正式确立了粮食绢帛取代钱币成为交换媒介的局面。而这一时间点与上文笔者所引竺可桢先生所调查的淮河首次结冰的时间恰好吻合，这证明绢帛成为一般等价物是与气候变冷相伴而行的。同时，笔者认为虽然在孝文帝时期，布帛的使用量已经达到了汉代的全盛时期，但是不应当认为当时的纺织品生产力已经达到了汉代的水平。因为根据孝明帝时期的重臣张普惠的奏疏：“尚书既知国少绵麻，不惟法度之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奏求还复绵麻，以充国用。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官共窃之。”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北魏存在一种国库中存有大量绵麻，但是国家当中却缺少绵麻的现象。所以说当时的国家很有可能将大量的绵麻与绢帛收归国库之中用作日常的政治活动，而民间的纺织品数量其实还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当时的社会中，绢帛仍然占据着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地位。
并且，绢帛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物品，其自身含有多重价值属性。在以钱币为媒介的社会中，绢帛自身具有实用价值，可以直接用来制作高档衣物。而且具有经济价值，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出售。而在商品社会衰败之后，绢帛充当了一般等价物。但是，此时的绢帛已经没有了使用价值，据《魏书》记载：“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说明在当时的日常交易当中经常将绢帛撕裂来进行支付，这样的绢帛便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仅仅行使价值尺度的功能，但是也可以视为是其本身的经济价值有了*大的提高，让人民愿意以实物交换这类商品。这也与金、银等贵金属可以天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道理相同，是由于人民从心理层面愿意接受此类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而金、银等贵重金属可以天然的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其珍稀性。
所以，笔者认为在前辈学者所总结的原因之外应当添加上因气候因素，这致使绢帛具备了珍稀性的这一具体特征。因为社会上的绢帛总量减少，绢帛本身的价值不断提高。同时，使得普通百姓对于绢帛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在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之后也愿意接受绢帛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在社会上进行流通。从而，使得绢帛取代了货币成为了一般等价物，并对于后世的商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