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润生,156 0190 2607年作为开创者带领一人,惨淡经营了一个小手工作坊,进而建成了一个占地30亩,厂房200余间,有300余名工人的专门制做体育用品的“天津利生工厂”。其产品替代了大量的进口产品,除占领了国内市场外,还远销香港、东南亚。而在华的一些外侨组织也使用利生的产品进行锻炼和比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利生”是中国民族工业成功的范例;也是体育文化用品生产和销售成功的范例。当年的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的张伯荃先生曾经写道:“孙润生先生曾在南开中学充任教员,看着学校提倡学生体育所用的皮球等类大都属舶来品,实是一大漏危。遂立志设厂,研究创造。结果得到良好的成绩。”
1912年，河北献县人孙润生在北京通州协和书院毕业后，应张伯苓之邀来到南开学校担任音乐教员兼授英文。在张伯苓德、智、体并进的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南开学校的各项体育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一进校门，孙润生立刻被南开的体育热情所感染，他不仅喜爱体育运动，而且还对体育器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注意到当年的球类多为外国进口货，价格昂贵，一个篮球通常要三四十块大洋。*有经济头脑的他，认准了这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市场，遂产生自己制造生产体育用品的想法。
孙润生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张伯苓，校长非常支持他，鼓励他说:“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普及体育运动，我们中国人早就该有自己的体育用品了。你如果真能研制成功，不仅可以节省体育的开支，而且还能为国家争得荣耀!”当时，南开学校有大小篮球队近20个，需要大量的篮球。于是，张伯苓建议他**从制作篮球着手。此后，在校长给予他充裕研究时间的前提下，孙润生一面教音乐，一面潜心研究篮球的工艺技术。把用过的旧篮球拆开，仔细琢磨内外结构和用料，测量记录各种数据，然后再依原样缝合。经过反复研究，积累经验，孙玉琦又买来天津华北制革厂生产的底皮，经过削薄、铲平、裁剪、缝制等，终于制成了**个篮球。
孙润生兴奋地把这个篮球抱给张伯苓看，张伯苓也非常激动，鼓励他开办一家制球工厂。孙润生说:“我是想开一个作坊，可一是没有启动资金，二是我要是想干就得辞了工作。”张伯苓说:“你为学校节省体育经费，为国争光，是件大好事。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资金的事我来解决。你是一名好老师，如果工厂做不好，学校随时欢迎你回来!”孙润生眼含热泪紧紧地握住了校长的双手说:“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孙润生离校那天，张伯苓多付他一年的工资，作为开办工厂的资本。156 0190 2607年，孙润生的利生制球厂开张了。据说，张伯苓还特为工厂写了一副对联:“利应社会需要，制造体育用品；生为人身健康，畅销运动器具。”于是，孙润生取上下联的**字“利生”为店名。这便是日后的利生体育用品厂的雏形，也是中国的**家体育用品厂。
他从家乡请了一位粗通皮匠活的乡亲,用生产马鞍等器具的皮料,依样画葫芦地缝制些皮球。质量当然是太一般了,但居然缝好一个卖出一个。虽然球是越缝越圆。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孙润生。与进口球相比,在积水的场地上活动,自制球越拍越沉,*后竟然跳不起来了。而进口球则要好一些。间题出在外层的皮革上。与进口球的皮革相比,自制球的皮革吸水率太高。原来国产皮革属植物鞣,鞣皮的原料是植物中提取的烤胶, 鞣成的皮革只适于做靴底、皮带。而西方工业国家早已使用了矿物辑法, 鞣皮的原料是碱式铬盐。耐湿、耐热、弹性好、是矿鞣皮革的突出优点。于是孙润生便又开设了制革部,自己采购生皮,自己样制皮革。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利生篮球终于打开市场，得到全国体育界的认可。20世纪20年代末，工厂扩大生产规模，更名为利生体育用品厂，成为了中国规模*大、设备*先进的体育用品生产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彻底解决国内皮革生产不规范的问题，利生厂再度扩大生产规模，建立制革厂。由齐守愚担任经理。他在利生整体事业的发展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孙润生曾就读的协和大学,1919年与汇文书院合并为用“庚子赔款”建起的燕京大学。齐守愚便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制革专业。后又任南开学校的体育指导,曾著有在中国*早出版的《花样滑冰术》。他与孙润生是前后脚的学友、同仁,两人志同道合。后齐守遇辞去南开学校的职务赴美专修制革化学,归国后即任利生体育用品工厂的制革技师兼经理。他在改进制革工艺上立下了很大的功劳。1935年利生出品的矿物鞣制的法兰皮篮球,被旧中国的“第六届全运会”,“指定为标准球”。利生骄傲地将按此标准生产的篮球命名为“全运号”。每只球的销售定价为大洋15块。这无疑*大地提高了利生产品的知名度。“全运号”未出世之前,在中国体育界叫得*响的是利生生产的B6篮球。1931年举办的华北足篮球比赛会、1933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1934年举行的华北运动会等都把B6篮球作为“指定标准球”,当时的定价是大洋10块。此外还有适用于砂石场地的BI篮球;价格便宜可以取代B6和B9篮球;适于练习用的S篮球。1948年国际篮联才明确规定篮球的标准重量为20至22盎司,故当时还出了一种较其他型号篮球重的一种BB篮球;以及供女子及小学生用的B4
1931年，“篮球之父”董守义曾说:“中国国际球类比赛场中，所用球类素采用欧西各国出品，及利生工厂经多时研究，所以篮球、足球等较之欧西名厂出品无分轩轾。在天津万国篮球比赛及华北球类比赛中，以该厂出品几经考验，认合标准，即正式采用该厂之球作为比赛之用。在中国球类由西人认为合格采用者，利生工厂实开*先记录也。”
篮球;供高小学生用的B7球;价格较廉,供农村学生使用的T篮球。利生在设计系列产品时可谓无微不至。这一点至今也是我们的体育用品厂商应该继承的。在利生的鼎盛时期,篮球的年产量近2万只,稳稳地占住了国内市场。较之数十美元一只的舶来品,利生的产品完全可与之相媲美。三十年代令利生感到自豪的有两封来函。利生赞助“天津青年会室内公开篮球赛”一只比赛用球,74支队用这只球比赛了263场,而“该球依然圆整如新”。另一次是济南青年会举行“冬季室内篮球比赛”,利生也赞助了一只篮球,“比赛以来即用此球,迄今两月完整如新”。同时利生还生产F系列的足球卢系列的排球,同样也力图满足各个年龄段和经济收不同的人群的需要。1935年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先生为利生工厂题辞,“用国贷方能救国”;当时的陕西省府主席邹力子先生题词为“品优用宏”;当时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则题写了“强种健生”。
利生体育用品工厂随着业务的发展,又先后增设了制鞋部、木工部、棉织部,生产足球鞋、跑鞋、跳鞋,体育器械和各种运动服,买卖越做越大。利生还有一个强大的销售系统,在京津以及武汉设有分号,在南方及海外设有经销点。利生的信条是“我们给大家忠心作事,大家必定给我们饭吃”,利生订有四大政策,即:品质—“选*好的材料,用精巧的技师,去做*适用的成品”;服务—“牺牲金钱及时光来求我们主顾的方便”;价钱—“按物之所值,我们的货物得算*便宜的”;担保—“有担保记号的东西,有了毛病我们情愿给您修理或退换。也可以拿它作研究的材料”。当时各篮球队大多使用利生篮球,但球鞋大多穿美国的橡胶鞋。利生也生产一种牛皮底的篮球鞋,这种鞋不适于室内比赛。国产球鞋卖两三块大洋一双,而进口的美国converse (俗称白星)球鞋则卖到大洋11.5块。孙润生先生的哲嗣孙甜先生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材料:当年利生的业务人员拿着converse篮球鞋找到上海生产橡胶轮胎的正泰橡胶厂,请他们按样加工一批球鞋。正泰橡胶厂为至诚所感,将楦型加宽生产出一种品质高超且适合中国人脚型的,黑帆布面加白边的篮球鞋,这便是在中国风靡了数十年的“回力牌”。本来没想赚钱的正泰橡胶厂却赚了大钱。回力鞋甚至成了黑市上投机商们囤积的奇货。利生在经销史莱辛格网球拍的同时,亦生产出自己的奥林匹克球拍。
利生还从国外引进了一种叫做“克柔凯”的运动项目,这个项目使用锤形木棒和木球,以及铁条弯成直角的小铁门。并同时翻译了规则供发售。利生的老职工都说,这“就是近几年宣传的从日本新近引进的门球。其实利生三十年代就在国内推广了。”1938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孙润生主动关闭了工厂的皮革车间。因为皮革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做为战略物资管制起来。利生若继续生产皮制体育用品也可以,但是必须同时生产皮制军需用品。做为一个爱国实业家,孙润生断然停止了生产。这以后侵华日军强制没收了位于天津北站附近的利生体育用品工厂,划归日伪控制的天津铁路局。孙润生一气之下得了心脏病,便举家迁居北京,办了荣昌皮革厂。“伤筋动骨”后孙润生已没有更多的财力顾及荣昌的业务,只能靠天津利生搬来的一些球的再制品,做一些“零件”的装配。1938年和1946年他又分别在王府井大街租赁了两个铺面,仍使用原铺面的招牌,一个叫“志同”,一个叫“同来”。两家门市利用体育界的老关系,如清华大学的马约翰,辅仁大学的李凤楼,燕京大学的林启武等为学校采办些体育用品。一些木器活、缝纫活则向北京城里的一些小作坊订货。日子勉强过得下去,但大不如前了。孙润生把业务都委托给了别人,自己在海淀镇买了一处田园,叫作“三义园”,每天从城里骑自行车到园子里种菜浇水,傍晚带些鲜菜回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原被日军没收的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工厂,又被国民党当局作为敌伪产业没收。后由齐守愚等人联合了京津地区近百名体育工作者联署请愿才予以发还。当时百业凋敝,物价飞腾,要想恢复原有规模谈何容易。齐守愚1948年赴美探亲(其妻子在美国),因齐守愚抗战胜利后曾出任夭津市参议会的参议员。所以全国解放后滞留美国未归。孙润生也在家养老,于1978年去世,终年9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