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转 基因
本报记者 刘 垠
“提到转基因食品，您**想到的是什么？”
开放式的问卷 调查题目，得到却是“标准答案”。提到“有害、有毒、不好”的人占到多数，只有少数人提到“有好处”。
“您以前听说过转基因吗？”
59％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过”，农村户口受访者的这一比例更高达66.5％，城镇户口受访者为41.1％。在听说过“转基因”的受访者中，只有9.1％的人自认为对转基因方面的知识了解“非常多”或“比较多”……
5月15日，《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态度调查》结果出炉。“与以往调查相比，公众对转基因的知晓率变化不大，绝大多数公众自认为对转基因的知识了解较少或完全缺乏了解。”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何光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65.2％的受访者反对在我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72.8％不愿意吃转基因食品，公众对转基因的接受度呈显着下降趋势。
为什么接受度持续下滑
何光喜拿出数据与本次调查对比分析，2011年一项针对五城市公众的调查数据显示，尚有42.1％的公众明确支持在我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这与目前25.7％的支持率形成鲜明对比。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接受度的快速下滑趋势更为明显。
此次调查的结论是，我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接受态度呈现持续显着恶化趋势。中国转基因的基础研究和专利数量仅次于美国，商业化技术几乎全部国产化，为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不是日趋理解而是愈发抗拒？
“这是公众对风险—收益的感知失衡所致，人们普遍认为转基因食品危害人体和生态安全，对转基因收益、特别是对消费者个体的直接收益的认识不足。”何光喜指出，调查结果显示，在多数受访者眼中，如果说转基因作物有好处的话，也主要体现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公共利益或对种植者的利益上，对消费者的直接好处很有限。
何光喜认为，除对转基因风险—收益的感知失衡外，对转基因知识的不了解或谣言所致的误解也是公众反对转基因的原因。例如，调查结果显示，逾三成（31.3％受访者相信“吃了转基因食品人也会‘被转基因’”，这些人中，只有14.3％的人支持种植转基因水稻，15.7％的人愿意吃转基因食品，对转基因的接受度明显低于不相信这一说法的受访者（上述比例分别为33.3％和23.4％。
是谁在挑动“反转”神经
“公众对转基因接受度越来越低，根本原因是谣言所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在检索并阅读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SCI中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的全部论文后发现：1981年—2014年5月间国际上共发表了9333篇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而对于得出转基因不安全的论文，均被科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所否定。
胡瑞法介绍，事实上，国际上从事生物安全研究的*权威的科学家*早便介入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研究，科学家比普通公众更关心转基因的安全问题。目前批准商业化的转基因产品，也经过了有史以来*为严格的生物安全检验与检测，建立了有史以来*为严格的监管体系。
另外，胡瑞法也对国内网络关于转基因的观点进行了溯源研究，发现诸如“先玉335”玉米大面积种植导致老鼠灭绝、母猪死胎，“迪卡”系列玉米种植导致广西大学生精子减少等为非专业人士的发现；我国转基因大豆油消费集中区肿瘤高发，来自于利益相关人士杜撰的谣言；转基因农作物不增产的观点，则是隔行学者有目的地误导公众。
相比上述国内谣言，胡瑞法团队的研究也发现，在国内有关转基因安全问题的有“科学”“数字”观点中，一半以上观点来自和讯博客博主“直言了”发表的贴文，该博主通过篡改美国科学院报告数据、曲解联合国相关机构及美国政府官方文件所制造的谣言。仅2010年2月—2016年3月7日，便发表了450篇有关转基因的贴子。这些贴子通过编造的转基因“不安全证据”，以耸人听闻的“恐慌性”语言恶意煽动公众对科学家的仇视，并以此蛊惑国内公众反对政府的相关转基因政策。
“上述谣言与对科学报告的恶意篡改，严重绑架了公众，部分媒体名人及职业‘反转人士’借助这些谣言‘推波助澜’，牵绊着公众回归理性，严重影响国家决策，使国家丧失了抢占生物技术研发国际制高点的机会。”在胡瑞法看来，关于转基因谣言尤其是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政府如若反应不及时甚至有些失误，就会影响政府公信力。
如何消除担忧和疑虑
作为国际上种植面积增长*快的技术之一，2015年全球28个国家的1800万农户在种植转基因作物中受益。然而，伴随着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快速增长，有关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愈演愈烈。
“有关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并未发生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研发以及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内部，而是来自外部非专业研究人员的非专业争论。”胡瑞法称，在反对转基因的公众中，真正了解转基因的人很少。已有研究也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并不高，这种情况使他们更倾向把高风险、低收益与转基因食品联系起来。
“现在的情况是，当谣言发生时，真正的转基因科学家不敢出来说话，一发表看法便会招来人身攻击。”胡瑞法直言，现在关于转基因的安全研究结论和20年前并无差别，在现有科技水平已证明是安全的条件下，再激烈的转基因争论都无意义。
“不管是二十年前还是现在，又或是二十年后批准商业化，科学界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结论将不会有任何差异。”胡瑞法说，目前转基因商业化过程受阻不是因为转基因技术的科学性而跨不出这一步，而是激烈的争论导致过多的非专业人士参与引发民意变化，这已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科学决策。
那么，如何消除公众对转基因风险的担忧，直面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何光喜表示，让公众更多认识到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收益，特别是与消费者切身体验直接相关的收益同样重要，而国外相关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
“目前关于转基因安全问题，支持者和反对者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在受到谣言影响的情况下，能使公众改变错误观点的有效办法是提供相关科学证据。”胡瑞法说。（科技日报北京5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