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爆发病
谣言在民间传播
1月13日，周六。北京市卫生局通过电视台晚间新闻澄清：北京没有发生由于食用猪肉而引起的任何疫情、手机短信内容不实。一场引起更大恐慌的谣言至此平息。有关专家评论说，作为公共卫生主管部门的北京市卫生局，在短信谣言事件发生后，“反应是迅速和及时的”。
北京市卫生宣传中心负责人白莹告诉记者：“谣言短信在1月12日开始传播，13日大规模爆发，北京市卫生局的在数小时内做出回应，公开信息，避免了谣言的进一步扩散。”
不过，短信造成的影响不会很快消融。1月17日，北京八里桥市场相关负责人说：“政府出面辟谣，谣言已停止传播，但谣言的影响不会很快过去，老百姓的心态只有一样，不管真假，等这事彻底过去再说。”
该市场有关人士表示：“在元旦之前就听到了类似的传言。有的说是通州发现了病猪，有的说病猪是来自河北。但消息一直不确切，如果谣言涉及地能及早出面辟谣，谣言不会向更上面的一级传播。也就不会造成今天的影响。”
据介绍，在谣言通过短信集中传播之前，“猪肉携带病毒”的消息已在北京周边流传了十多天时间。记者在北京的
“十来天前就听说猪肉有病毒这事，吓得自家都不敢吃猪肉了。”在通州果园一带从事摩的生意的李兴秀说。李没有手机，类似的消息“都是老乡之间互相传的。”
八里桥批发市场猪肉交易厅管理员邓联也告诉记者，在政府辟谣之前，民间谣言传了至少半个月时间。
类似的谣言在民间不断扩散。虽然传言中病毒的传入地不同，但“*近少吃猪肉”谣言，就这样在北京周边一点点传播、扩散，直至被人从口口相传移植到手机短信。
基层政府的监控缺位
记者在通州调查时了解到，在短信谣言爆发前，北京有媒体报道在通州发现病猪肉，随后，民间开始盛传，通州有一批猪肉携带造成化脓性脑炎病毒，已经流入市场。
通州市民也听到了这样的民间谣言。
出租车司机富先生说：“买猪肉会去大卖场，比较正规，又有买东西的小票，有事了再找他们呗。”
通州区梨园镇西小马农贸市场几位市民表示，早几天就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政府也没有出面辟谣，没人知道是真是假，只是告诉亲戚朋友少吃猪肉。
但作为谣言内容涉及地的通州，显然没有意识到谣言波及造成的影响。
通州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也没有关注到民间流传的病猪肉谣言，对个别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及时澄清，谣言穿越市井街坊，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1月12日左右，通过手机短信迅速爆发。
北京八里桥市场见证了谣言传播过程对市场的冲击。
“市场每天出售生猪七百头左右，我们在元旦前听到民间传言时，媒体还没报道，对市场影响不大。”该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但随后媒体开始报道北京一些地方有生猪死亡，报道比较模糊，说原因正在调查。
“这样一报北京市民不敢吃猪肉了，那时影响挺大。”
危机意识还需增强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宣传中心马彦明表示，接到朋友发的短信问询之前，并没有接到北京所属地市的通报。
这天上午，友人发来短信问马彦明：“暂时不要吃猪肉，现在猪肉携带一种化脓性脑炎病毒，北京所有医院刚开完会，这条短信是真的吗？”
中心负责人白莹也在这个上午看到家人接受的类似短信，旋即有记者打来电话询问短信的真实性。挂完电话，白莹立即向卫生局领导汇报短信内容。此时，北京市卫生局已经着手核查短信真实性。经过核查确认短信内容不实之后，北京市卫生局将情况向卫生部汇报。
随后，北京市卫生局开始通知媒体发布消息，正式辟谣。
1月17日，北京市工商局也通过媒体发布消息，自2006年12月5日开展针对非法鲜肉交易“零点行动”以来，在所有进京路口、大型批发市场周边、部分城区路边共查扣未经检疫或手续不全的猪肉约28828公斤，但尚未发现病死猪肉。
这**，是北京市相关部门发布辟谣消息后的第五天。
在整个事件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自己虽没收到类似短信，但却看到朋友收过。“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前期或多或少总会有谣言，并且这些谣言都通过非正式途径传播，事件本身受关注度越高，谣言传播的规模就越大速度越快，这就是谣言的规模效应。”毛说。
毛寿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食品的要求高了，而社会自身可信度不够，而一些政府官员又倾向于控制消息，考虑这个东西发布出去会不会引起社会恐慌，这样公众*初的猜测很容易因拿不到确切消息变成谣言。
毛寿龙说，“当谣言还在民间传播时，政府就应该多提供一些信息，增强透明度，多在信息公布上投入一些力量，还应该认识到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上恰恰是政府树立公信力的时候，从官员个人政治前途上讲也有好处，那个部门在公共危机中处理得当自然就树立了本部门的公信力。”
“北京在短信谣言之前，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现病猪，对政府来说，各职能部门应做好本部的基础性工作，及时关注基层的民生动态，公开信息，增强透明，以消除公众疑惑，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将谣言在萌芽状态消灭才是*主要的。”
短信谣言罪与罚
在这次谣言事件中，人们也再次见识了被媒体称作“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的能量。
“核裂变”，北京市卫生局宣传中心马彦明这样形容短信传播谣言的特点，“这种短信有很大的迷惑性，特别是其中的据央视报道、据卫生部透露等等，而且还有各医院已经开过会，这都让公众很难判断其真实性，加速了它的传播。”
从理论上讲，如果谣言短信出自一人之手，那么从任意一条短信入手，都可以找出始作俑者，但在现实中这样做几乎没有可能。
北京市相关部门辟谣后，有媒体转引北京市公安局的说法报道：对短信造谣者，如果证据充分，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依法进行处罚、追究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高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此消息一出又引起公众讨论：转发一条短信会有这么严重后果吗？如何保障公民接发短信的自由，又不至于严重危害社会？
1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否认公安部门有过这样的说法。认为目前“应以卫生部门的权威发布为准，暂时没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如何处罚也就无从谈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制造短信谣言如果被处刑，前提一定是严重危害社会，它必须具备几个法律要件，**肇事者的主观目的是制造混乱，其次短信内容虚假，第三动机是故意散播，第四是这种行为已经造成一定社会恐慌，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朋友间一般善意的转发肯定不会追究责任，即便内容被证实虚假，类似此事件中的短信。”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展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周泽认为，朋友间对谣言短信的转发很难定型为严重危害社会，是否构成犯罪要通过法院审判后确定，中间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如果说转发虚假短信就会判刑有点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