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后**，中国外贸企业收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送出的一份岁末“收官大礼”。 12月3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促进外贸稳中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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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快”字当先外贸企业迎及时雨
今年前十一个月，中国外贸可谓阴雨连绵。海关总署12月公布的*新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价，前11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2.12万亿美元，增长5.7%；进口1.78万亿美元，增长0.8%；贸易顺差3325亿美元，扩大42.2%。
这一数据，与年初设定的全年外贸7.5%的增长目标差距颇大。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选择在这个时点出台这一政策很有意义。”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学智向记者表示，从目前已公布的前11个月外贸数据来看，离年初制定的目标差距较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因此此时出台完善出口退税政策，针对性是很强的。”刘学智分析，包括出口在内整个外贸进出口对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上半年甚至是负贡献，“下半年转正后也很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口也就成了稳增长非常重要的一环”。
“目的就是一个‘快’。”在中国WTO研究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看来，31日常务会议提出的四大措施，*主要作用便是有效加快企业退税效率。
会议提出的**项措施便是下放审批权限，将把生产企业退税工作全部下放到所在县(区)审批，有条件的地方经批准后可将外贸企业退税审批一并下放。
“为什么需要下放到县(区)一级？因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层层报批，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呢？外贸企业拿不到退税的话，缺少周转资金，就很难做得下去。”何伟文表示，这项改革措施使得企业获得退税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经营决策的预测性更强，“否则老是等着退税，没有一个准，会影响正常的预期。”
何伟文指出，本次常务会议提出的完善出口退税等措施将有利于明年出口稳增长和调结构。
“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促进出口，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层次，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景彤向记者表示。
年内四次常务会促外贸全面提升价值链水平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这已是李克强第四次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形式提出事关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仅12月一个月内便有两次常务会议是关于促进外贸发展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
4月30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和优化结构有关工作。
9月29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强进口的政策措施促进扩大对外开放。
12月12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加快制定完善负面清单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12月31日，李克强再度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促进外贸稳中提质。
“今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稳外贸、促增长的政策，预计2015年将陆续见到更大成效。”刘学智表示，目前来看，政策层面的确是存在一定的压力，“一方面要促进出口增长，另一方面还承载国内淘汰落后产能的压力。”
12月3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合理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其中，从2015年1月1日起，提高血管支架、电动自行车、喷涂机器人等产品退税率，对生产过程存在污染的含硼钢类产品取消退税。通过有扶有控，促进外贸结构优化。
对此，刘学智表示赞赏。他认为，从上述出口税收政策来看，意图比较直接，如对于高能耗和低附加值企业便没有给予帮扶，这样可以起到对外促出口和对内调结构政策“联动”的效果。
更为重要的一步，是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政研室主任沈丹阳此前表示，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大，虽然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但单位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加。
何伟文指出，经济新常态下，外贸也相应进入新常态，“不光是速度而是从结构上去变化，更多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依托自贸区“一变四”开放型经济再出发
何伟文注意到，本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更加积*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这三个平衡的提法来看，中央明确了外需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就是不是外贸困难时才来抓一把，而是要与内需同样地不放松。”何伟文表示，国务院年内数次召开常务会出台政策和措施支持外贸发展，而中央经济工作会亦明确了内外需均衡发力的思路。
12月12日，紧随中央经济工作会后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受社会关注的一点便在于明确将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
何伟文指出，此次自贸区从仅有上海一个增加到全国四个，除福建一地或主要针对海峡两岸以外，其余三地在外贸上的作用主要是推动贸易便利化，其中包括通关便利化、境内关外等政策，均有利于外贸发展和引进先进技术。
但何伟文亦强调，便利化仅仅是自贸区**个层次，“而且是比较传统的层次，自贸区更多的创新在于体制的创新，从管理规则上和国际接轨，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性经济，从而倒逼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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