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上海２月７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徐寿松、李柯勇、叶锋）伴随着元宵节后返城的滚滚人流，以生于１９８０年代及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中坚力量的用工市场，正迎来多重变奏。
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精心设计问卷，联手国内*大的务工在线职业介绍服务平台工众网，于春节前后就中南、西南、华东、东北、华北和西北６大区域、１８个省市的农民工的就业流向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回收有效样本１２１７个。调查结果与“新华视点”记者在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四川等地的一线访谈两相印证：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比表象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工荒”背后的信号：处于下降通道的企业利润无法满足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融城”梦想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眼下新生代农民工“高流动性”突出，“短工化”趋势明显。这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中西部民工回流产生叠加效应，加剧工荒感。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虽然多种多样，解决之道则不离其宗。“工荒或不工荒”，答案在于：“转型或不转型”。
新态势：“招工难”更广 “用工荒”更长 “短工化”更显
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安徽省芜湖段入口处，巨型广告牌上往年总是唱主角的招商广告，今年春节期间悄然变脸：“热烈欢迎务工人员回乡过年，百余工种万余岗位虚位以待！”
走在芜湖的街头，各式各样的招工标语、广告目不暇接，尽打亲情牌。有留守儿童口吻的“思恋版”：“老爸老妈，回家上班吧，我想你们”；有年迈父母视角的“央求版”：“儿子、女儿，到家门口上班，照顾我们二老”；还有“第三只眼睛看务工”的“奉劝版”：“比一比，算一算，还是回乡工作更合算”。当地政府部门在春节前即多方打听、收集回乡过年的民工信息，印制成册，提供给企业，电话、甚至登门招人。尽管用心良苦，２月３日，当地人保部门早早为返乡农民工举行专场招聘会，但４８００多个招聘岗位中，依然有过半岗位“空手而归”。
地处中部地区的芜湖的用工情况具有代表性。“春节过后，首要任务不再是招商，而是招工。”芜湖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招工难”正从以往的东南沿海向全国蔓延。地处浙江北部的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吕海清说，他们去四川广元招工，对方回应：“来我们这里招工？我们正要把外出打工的人找回老家呢！”
在成都，政府部门专门成立重大项目人才招募办，逐级下派招工指标，人才机构多招一个工人甚至能拿到１０００元。
与以往不同，此轮“新工荒”的另一个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新华视点”与工众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全国有２６.１％的被访农民工表示，所在单位经常有用工荒。
“我们不是春节之后才缺少工人，而是一年到头都不够。”从事婴童用品销售的上海雅科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柯志坚告诉记者。迫于“招工难”，他已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外省市企业，并将上海的工人从２００多人减少到８０人左右。
来自浙江省德清县的数据显示，该县现有６０００多家企业，每年常态化用工缺口约１万人。
而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工荒感。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以前，８０％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８０％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说。
*新的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民工比往年增加了２０％，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比往年增加了１５％，人数约１８０万人。吕志华分析，沿海和内地企业给农民工待遇差距的缩小，以及河南省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打工。比如，一个郑州富士康，吸纳的员工数就达到１３万人。正因此，调查显示，今年河南七成劳务工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随着各地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往农民工的“单向输出”已转变为“多向流动”，过去的农民工输出地成了输入地，输入地反而成了回流地，农民工就业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
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３０岁以下占６９.７％；３８.２％的人在*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２５.８％为１－２年，仅有１７.４％的人超过４年。
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新研究结果也显示，１９８０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上一份工作的时间、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等均明显短于上一代农民工，其职业“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
新矛盾：企业留人“有心无力” 农民工进城“欲留还走”
记者调查发现，“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两对主要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进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
眼下，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带来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币升值又进一步侵蚀了有限的利润空间；内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一些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陷入“招工不足――开工不足――效益下降――无力招工”的恶性循环。
上海明天纺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徐仁明告诉记者，他在上海宝山和苏北泗洪办了两家制衣厂。由于原材料、土地、资金等成本大幅上涨，加上国外市场不景气，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一年２０００万美元的销售额，但利润只有３００万元人民币。为招工，公司不断提高待遇。目前宝山工厂的一线工人工资已增加到每月３０００元左右，还管吃住，社保也和当地接轨。“在目前的赢利水平下，这个薪酬水平短期内已到临界点，再也涨不动了。”因为招工不足，企业的产能只发挥了７０％－８０％。
收入增加了吗？农民工自己却有着另一本账。老家在广西桂林的卢巧英，和丈夫两人在上海浦东航头镇的一家养猪场打工，夫妻俩年收入合计有５万元左右。她说，收入每年都增长，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买什么东西都贵”。今年她和丈夫准备去福建。
调查显示，４０％的被访农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４８.５％的农民工收入没有变化，１１．５％的人收入减少。收入增加的人中，２８.５％的人收入增幅在５％以内，即低于ＣＰＩ涨幅。也就是说，有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有４３.５％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记者和许多农民工朋友交流时，都能听到这般心声，“回老家，我们是城里人；进了城，我们又是农民工。”进城却难以“融城”。
老家在安徽亳州蒙城农村的戴斗斗今年２４岁，在长三角一家电子产品企业务工。他说，来上海打工，是因为觉得“机会更多，发展空间比较大”，去年收入增加了２０％，但是单位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缴纳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在城市长期生活？”
记者采访还发现，有一些岗位相对较好、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有能力在城市赚钱养家，但因为子女教育、户籍等方面遭遇的种种门槛，很难真正成为“城里人”。
文军认为，一部分农民工可说是“劳动力移民”，以在城市定居为目的。据他的调查，有２５％的农民工的收入能够在城市生活，但是“新二元结构”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扎根城市。
新信号：“新工荒”能否倒逼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等人的研究表明，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差距逐步扩大。当下愈演愈烈的“工荒”更是警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
专家认为，“新工荒”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倒逼机制。其一，对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效益，增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如果转型不成功，不要说招不到人，就是公司在上海关门都不是没有可能。” 柯志坚说，上海提出降低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现在的客观环境已不适合低端制造业的发展。记者采访感受到，许多面临“招工难”的企业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用工荒一再敲响警钟，企业的转型升级已没有退路。
“招工难的问题，已经迫使企业不得不转型，我们企业的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一是要创造自主品牌，二是加大研究开发、引进研发人员。”浙江泰普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王小奇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东部地区不少县市的企业还不断加大技术投入，提高自动化程度，降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蔡?认为，以“用工荒”为契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将共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二，激发更多制度创新，着力破解“新二元结构”。政府尤应积*作为。“即使实际收入与内地比没优势，但如果孩子能在城里获得较好的受教育环境，不少农民工还是会留在沿海地区打工的。”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
他认为，政府不应直接用资金补贴等手段去帮助遭遇用工荒的企业，而应更多地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农民工群体，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升区域的吸引力，熨平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的波动。
全国总工会去年公布的《２０１０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整体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社保参加率低等问题，并建议“十二五”期间全国每年至少解决４００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并确保他们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
不过，河南省杞县县长李明哲指出，眼下的招工难也不应掩盖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没有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对于中西部众多劳动力大县来说，转移就业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