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5月25日，美国商人Charles Hubbs从其广州（华南地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这里以全球制造工厂而闻名）办公室做了次短途的跋涉，前往香港。Charles Hubbs是一位64岁的土生土长的路易斯安那人，此次旅行可能会标志着其作为中国大陆医疗用品出口商近22年成功运营的终结的开始。
Hubbs正前往聆听美国驻柬埔寨大使Carol Rodley的演讲，Carol Rodley也是金边美国商会的主席。该商会的目标简单明确：促使国外投资人（尤其是已与中国取得合作的投资人）考虑在柬埔寨设立工厂。Hubbs全神贯注聆听。根据Carol Rodley所述，劳动力的价格正在逐渐促使Hubbs的公司（广州福妮格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美国*大的医用保健用品供应商）丧失竞争力。“目前，在中国的工资成本已过去两年升至近50%。”，他表示，“现在很难留住工人，而招聘新人则又成本偏高。这也促使公司不得不积*寻求替代解决方案。我想，几年后，也许我就会彻底离开这里了”。
像Hubbs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被认为是具有无限多的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在过去20年里经济上神奇崛起，*先也*主要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这个因素。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在过去十年里，据香港Goldman Sachs的首席经济学家Helen Qiao所述，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以每年近12%的速度增长。这都是国内经济在过去20年里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的结果。国内狂热的基础建设和房产建设，中国一度向发达国家不可抑制的急迫出口，加上中国政府担心5大制造省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于是去年把*低工资增长了14%到21%。对于美国华南商会的主席Harley Seyedin而言，这个结果不可避免：“中国廉价劳工时代的终结”。
但是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劳动成本-即便是在像广东省这样*高昂的地区-会比其他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还高。并不是这样。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仍然是每小时3.10美元左右，而美国则是每小时22.30美元；尽管华东地区已超过平均工资的50%，但很明显中国低廉的时薪劳动价格优势正在快速衰减。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不管是小型、中型或者大型的跨国公司，在何处生产产品的决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劳动成本就是其中之一，“在过去20年里，很多公司都是由这个因素而决定投资中国的。”经济学家暨罗迪集团（位于纽约市的咨询公司）中国区总监和负责人Daniel Rosen如是说，“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这些新的现实问题所形成的连锁反应非常巨大，并且波及到了全世界。**影响到的是中国自己。这么多年强迫的工资增长，激发了去年一系列的高调的工人抗议活动（工人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反映在富士康（生产iPad等产品的大型制造商）14人自杀事件。）。但是工资的增加同时对中国西部地区起到了改善的作用，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在西部投资。在去年，很多跨国和国内公司扩张到或者迁移到了内陆地区，因为这里的劳动力仍然很便宜。[next]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种截长补短的交易正是它所寻求的。Andy Rothman是上海里昂证券（CLSA）的中华区首席宏观策略师。他说：“四川、河南或其它地方的人民可以在离家尽可能近的地方找到薪酬良好的工作”，而不是每年一窝蜂地跑到东部沿海地区，住在离家千里的工厂宿舍里，“这怎么会是一件坏事呢？”. 这确实不是一件坏事。吴丹利（音译）今年24岁，来自四川省资阳市。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她在东莞的一家小型电子工厂工作。东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大型制造业城市。在2008年末，她下岗了，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产品针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带来了暂时性的冲击。一年之后，她在重庆市又找到了一份公司流水线工作。这家公司为Hewlett-Packard个人电脑厂以及其它的客户生产电缆。她说：“我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少了一点”，但是“我觉得生活更轻松了，原因是我离家更近了。相比较于过去的那份工作，我更喜欢现在的这份”。
不断变动的“中国制造”的经济现象将给世界上的富国和穷国都带来好处。诸如柬埔寨、老挝、印度和越南等在内的国家正在接手从中国转移过来的低端制造业。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近期的研究，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制造业正在重返美国（至少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迹象）。Wham-O是**的廉价玩具制造商，该公司去年宣布将会把自己50%的飞盘和呼啦圈生产从中国和墨西哥转移回美国。这一举措为数以百计的美国人创造出了新的工作。
玩具制造业、鞋类产品制造业和纺织品制造业是*先把中国当成可靠的廉价制造基地的产业，这一点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玩具制造业的技术含量较低——根据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一旦该产业被转移到其它国家，就会“一去不复返”。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这种经济现象是如何改变的，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诸如Wham-O等在内的公司决定要重返美国了。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研究，在2000年，中国的平均工资率为美国的36%。在2010年，这一缺口收缩到了48%（经过生产率校正）。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预测，在2015年这一缺口将缩小到69%。Hal Sirkin是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合伙人和近期的研究的作者，他说：“在短期角度来说，各家公司内部讨论的结果对中国有利。但是，中国的人工成本越来越高。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内部讨论的主题变成了‘下一家工厂应当开在哪一个国家’，尽管这些讨论并不一定会涉及到‘关闭在中国的生产中心’的话题”。
“中国劳动者的工资不断上升”这一现象*重要的影响可能就是“政府将把更多的钱分发给人民”，这会给每一个人都带来好处——北京政府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会获益良多。这些经济体急需中国政府增加居民消费量，以此来减少全球贸易中*为不平衡的现象。更高的工资会触及到诸如Charles Hubbs等在内的出口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的中国企业的承受底线。而这一过程是中国越发富裕以及人民币保持坚挺不可避免的结果。两者的出现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人们需要的变化”Rosen说。
与此同时，许多跨国公司把它们在中国制造出来的产品用于满足巨大的中国市场的需求，很久以来它们一直都这样做。位于重庆的惠普工厂所制造的笔记本电脑仅用于供应国内市场。在八年前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华南区的美国商会发现其75%的成员主要关注于出口市场。但是，在去年，这个数字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1,800个回答者里有75%说目前它们在中国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者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对于他们（以及几乎每一个人）来说，这种现象是麻烦不断的全球经济中*为稀缺的商品：喜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