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后的北京前门大栅栏，仿古商业街两边混搭着古今中外的各种品牌。在各式招牌中，“马聚源”“内联升”“瑞蚨祥”这三块匾额颇为醒目。这三家先后创立于清嘉庆、咸丰和光绪年间的***，历经百余年，于今依然熠熠生辉。
这三个品牌，恰好覆盖了日常穿戴所需的鞋、帽、衣衫，成为“老北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片段。晚清民国时期所谓“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头戴“马聚源”的帽子，脚蹬“内联升”的靴鞋，身穿 “瑞蚨祥”绸缎做的衣服，所描摹出的，正是国人对于民族品牌记忆的温情画面。
但这些尚停留在手工制作阶段的商品，却并非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国货”。
所谓“国货”，旧时通常指中国自己制造的工业品，被译作China- made goods者居多。对中国人而言，这个概念固然标度着工业发展的水平，其意义则远不止于用度所需。
156 0190 2607年，“全国国货展览会”在京师农商部商品陈列所召开。这是“国货”之名**次出现在全国性展览会上。而这一年，正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之际。彼时，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作为民族自强主题的一体之两翼，迅即成为席卷全国上下的风潮。
100年过去，立于全球化的当下，对“国货”二字的理解，已与当年迥然不同。
事实上，由此刻上溯30余年，中国早已开启了一轮新的国货周期。
自上世纪80年代始，于改革开放的宏阔背景之下，日本进口的电子表、电视机纷纷进入中国家庭，其中，收录机更成为时髦的产品——“三洋” 甚至一度成为收录机的代称。
而于中国市场内部，喷薄而出的消费需求令前30年累积的工业基础得以释放，一批军工企业也开始进入民用消费品的生产领域。在一个严重供不应求的市场上，中国制造业开始显露生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逐渐走入普通中国家庭。
一时间国产品牌群雄崛起。在不少特大城市，甚至都有各自的家电品牌。比如冰箱，北京有“雪花”，天津有“可耐”；而彩电，北京有“牡丹”，上海有“金星”……
与进口商品同时登陆的，还有****的资本与技术。巨变之际，携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之利，珠江三角洲地区一时得领风气之先。
彼时，香港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渐丧失，产业梯度转移的要求迫切。大量中小型的香港制造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大规模迁入珠三角，香港与珠三角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前店后厂”模式。大规模进入的港澳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激活了沉睡的土地、劳动力资源，由此成就了珠三角的经济奇迹。
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10年，与广东成为经济龙头一样不能忽视的变化是，江浙民营经济开始崛起。一些早期靠“假冒伪劣”打天下的企业，也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而这一时期*不能忽略的背景，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谈话。
民营经济的崛起，外资制造业的进入，内外市场力量的合流，令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得到**发展。
在全球市场，无论电子零件，还是服装玩具，都能看见MADE IN CHINA的印记。凭借“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中国货”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人知的符号。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中国货”的成功，正是改革开放的成功。
这波始自来料加工的海外扩展，用*高的性价比征服了世界。但在世界市场上，“中国货”往往意味着无技术和无设计的代工生产，之后又演变为对国外品牌的仿冒，并被习惯性地冠上“低价”和“劣质”的标签。国外一些商店为标榜自己的信誉，甚至贴出“本店没有中国货”的告示。“国货”二字又是如此沉重。
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遭遇了“前后夹击”。
为应对危机，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力图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重塑竞争优势，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复苏；同时，也积*引导海外制造业回归本土，为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添加砝码。
前有“阻击”，后有“追兵”。一些发展中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要素的低价格和优惠政策，吸引在华外资企业转移产能，甚至有些中国本土企业也顺势在东南亚建厂。产业再次向成本洼地转移，相当多的“中国货”正在变为“越南货”“柬埔寨货”乃至“非洲货”。
这时我们发现，“中国制造”并不等于“国货”。而中国作为积蓄了30年力量的制造大国，所拥有的，也决不应该只有生产能力。
于是，中国企业开始了一场异常坚决的转型突围。以华为、联想、格力、海尔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开始将技术研发放在**位，同时建设自有品牌及其服务和营销体系，向海外输出具有更先进技术、更高端品质、更精良设计、更精湛工艺的“新国货”。作为中国手机行业出海的一个样本，2009年才开始进入国际市场的OPPO手机，目前已经成功进入泰国、越南、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菲律宾、澳大利亚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员工超过1万人，在全球建有15万个销售网点。
中国制造业终于开始跨越低成本的优势，向高端和产业链转化。
“新国货”之新，在于创新。
创新，既是科技创新、科研创新，更是从战略创新到渠道创新的体系性创新，是从体制上、机制上塑造创新的环境，全面实施创新驱动。
理解这种由“术”而“道”的飞跃，不能脱离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大逻辑。
于内，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悄然变换，从粗放增长到追求质量的发展成为必然，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成为鲜明特征。
于外，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时期，显现出长周期特征。在困难形势下，国际需求疲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在全球市场展现新面孔，中国的“新国货”在国际上必须立得住、叫得响。或曰：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中国实体经济的真正勃兴，才是中国经济的健康之基。
因之，“新国货”的崛起，不仅是一种主张，更是一种需要。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也将成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