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加尔各答的“新中国城”，中国的厂主们从事几乎全部是皮革生意。他们收购牛皮，在清洗与靛染后，加工制作成皮鞋、皮带、皮包，销往世界各地。
在印度，牛是神圣之物，它们可以在大街小巷悠然自得，横卧在马路中间，它们的尸体却被视为不洁。印度的清洁概念与众不同，旅行者们震惊于城市与乡村的肮脏，印度教徒又宣称不洁是主要的禁忌。婆罗门是不会面对动物的尸体的，只有贱民们才会。客家人为何都从事皮革业已无从可考。或许他们从异乡而来，不用理会这些禁忌，或许因为它容易进入，在等级严密的印度社会没太多竞争者。
我参观了一家老式的皮革厂。木制的结构早已油光发亮，我怀疑它这半个世纪来，就没变过模样。我看到了巨大的木转盘和屋顶上晾牛皮的工人。一块块的牛皮被染成了淡蓝色，赤裸上身的工人正把它们钉在木头屋顶上，防止晒干后皮革的收缩。这一片片牛皮，像是房顶上静止的浮云。我多少可以想象，在鼎盛时期，这一区域必定如同奇异的画作，一家接一家的屋顶上，飘满了这浮云。我站在其中，赫然看到对面楼房阳台上的牌匾：关帝庙。关云长不仅为送嫂子千里走单骑，还保护着加尔各答的梅县人。
“这家是老式的厂房，规模也小”，李万成说了好几遍，担心它破坏了华人工厂的形象。更大更现代化的工厂已经迁往了更远的郊区，它的污染太严重了。
我倒是碰到了一位拥有新厂房的厂主。他是个高个子、长圆脸，看得出年轻时的英俊。他的子女都已移民加拿大了，他夏天住在温哥华，冬天则回到更温暖的加尔各答。“在这里住了一辈子，才有家的感觉”，他说。他还保持着客家人智力上的自信。“中国人这里聪明，印度人不行”，他指着自己的头说。很可惜，我没时间去看他那有上百个印度工人的现代化工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