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画家张僧繇(you)所画二十八宿(xiu)神仙像之一的执秤图，给我们留下了早期杆秤的形象(见图4)；秤的一端系盘，秤纽仅略偏于盘的一边，约占全杆的五分之二强。杆的臂比关系相差不大，由此看来，秤砣与重物之比相差也不会很大。此外，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尸毗王本生图》中掌秤者所执之秤，支点的提纽也只是略偏于被称物一边。从这两幅画中也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杆秤还没有发展到很成熟的阶段。
新疆唐代壁画中也绘有一杆秤，掌秤人手中所执之秤，相比南北朝时期已有明显的改进，支点很大程度上偏于被称物的一边。宋、元、明、清都能找到有代表性的杆秤图，如宋《政和政内本草》中有大型杆秤称盐图，元代壁画中执秤官称鱼图(见图5)，明代炼丹图以及《三才图绘》、《六经图绘》上都绘有大型杆秤，一般*大秤量可达数百斤。秤固定在一座特制木架上，这样便可以“却立以视”，避免按抑之弊。
与天平相比，杆秤的优点是量程大、制造携带方便，因此杆秤发明后很快得到推广和普及。但是杆秤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感量不够灵敏，精确度不是很高，一般情况下只适合于称日常生活用品或征收粮草赋税等，而称金银、珠宝、药材等贵重物品，仍离不开天平。
北宋初为了控制地方财政，中央下令各州郡的税收，除地方留必要的开支外，所有的钱币(银两)、绢帛都要送至京师。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前后，连续发生内库和外府受纳各州县上缴的银两，账目差错不断发生。一度只归结为斗秤仓吏欺压秤盘，贪赃为奸。为此入狱乃至家破人亡者甚众，案件查办达11年之久，仍无实据。至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宋真宗赵恒下诏重新划定度量衡，令掌管皇族内府库藏的官吏刘承珪负责办理。刘承珪检定了当时宫廷所藏*高一级标准砝码，从一钱至十五斤的五十余枚，经过反复校验后，发现这些器具本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在宫廷外，政府向地方收取金银税赋时，则要求自毫厘计之。由于官府所藏砝码*小量值仅始于钱，标准又无定制，致使弊端重生，百姓叫苦不迭。刘承珪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提出要整敕度量衡必须追本溯源，参照历代的记载和实物，重新制定权衡标准。秦汉时重量*小单位是黍，10黍为1累、10累为1铢、24铢为1钱，久而久之逐渐约定俗成，“钱”作为一个重量单位而通行了，继而十钱为一两的进位制被官民习用。到了宋代初期，这两种单位仍并用。刘承珪正是利用了这两种衡制，来重新校准权衡标准的(见图6)。**步:废除黍、累、铢这些非十进位的古制，正式确定10钱为1两，钱以下设分、厘、毫，均为十进位。第二步:采用古今两种不同的单位制相互校准，以求得统一的单位量值。具体做法是:以一两为基数，精心制造4支不同称量的杆秤，以其中两支为例:一支以两、钱、分、厘为单位，另一支以两、铢、累、黍为单位，每一支秤都有3个提，以便扩大量程。我们仅各取其中一支，以中纽为例，简单加以说明。**种:从零点至秤梢量程是一钱，以秤星为分度线，錾成十等份，每一份准为一分，每一分再析成十厘，这样就可以得到钱、分、厘、毫的量值了；第二种:从零至杆梢为五钱，錾成十二等份，每等份为一铢，每铢之间析成五等份，每一等份为五累，用两支特制的小杆秤，相互校准小量值的砝码，再用淳化年间制造的铜钱，选出其中每枚重量为二铢四累(一钱)的标准钱币共2400枚，又用这些标准钱去校准15斤秤。经过这样反复校量，终于建立了一套更为合理、精确的权衡标准器。《宋史·律历志》详细记载了当时建立这一套***权衡标准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和方法，这些文字资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我国古代建立度量衡标准时，是通过各种途径、釆用各种方式去追求、去探索的。
刘承珪用来校准这些标准器而制造的小杆秤，从此很快传到民间，为大众所接受并推广，成为称金银珠宝和贵重药材等小量值物品常用的衡器了。为了区别于一般杆秤，后人送给它一个雅号——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