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里的绿色
这些明禁农药即使是市里的农资市场进货，也只能通过电话由“推销员上门送货”
明禁农药滥用调查·溯源
■新快报记者 王琛
一路寻访菜农、农资店老板后，记者顺着这一条剧毒农药的生产销售线索，一路摸索，试图找到生产厂家，却发现农药外包装上的生产厂家地址只是一片居民区。而真正对外批发剧毒农药的厂家，似乎只隐藏在电话线的另一头。
“都见不得人，怎么可能让你去厂里谈呢”
按照购得的一瓶农药上的生产地址，新快报记者试图找到其在临沂的生产厂家，但在走到其提供的地址时，却发现该地只是一片居民区，根本不存在农药厂。而经销商孙华则告诉记者，为了减少中间的成本，自己也试图直接前往厂家进货，但宣告失败。“即使是市里的农资市场，农药也是由农药厂的推销员上门送货，很难找到他们的厂家地址。”
孙华分析说，这些禁止生产的农药，都是那些化工厂偷偷生产的，“都见不得人，怎么可能让你去厂里谈呢？”
根据孙华介绍，新快报记者以大量批发为由，联系到临沂市沂南县一家农药厂家的负责人，在问及有无甲拌磷等禁药销售时，该负责人一口回绝，表示“这些是不能生产的，厂里没有”；但在记者几次发短信表示诚意后，对方打来电话暧昧地表示：“可能还有之前的存货，等等帮你问问再说。”
“666粉因为买不到，慢慢地就没人用了”
“只要没有生产，没得卖，也就没得买了。”在新快报记者采访过程中，问及如何杜绝使用禁药的建议，无论是菜农还是农药经销商，都给出了这一观点。有菜农以曾经一度泛滥的“666粉”举例，剧毒农药666粉因其高效的杀虫作用，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国农田大量使用，后被正式禁用。“因为查得严，这些年已经很难买到了，即使听说还有，但是也不好找。”菜农告诉记者，“因为买不到，慢慢地也就没人再用了。”
在接到农药厂家负责人电话表示“可能还有存货”后，记者随即在临沂市农业信息网的“质量监督”板块看到，有关市内各辖区对于农药市场监管的工作与行动一直紧锣密鼓。其中，5月10日的一则信息是：“苍山县积*开展禁限用农药监管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逆着潮流种菜，太难了。如果都不用药，也不现实，要是菜价都像我这么高，普通老百姓吃什么？十几块钱一斤的菜，他们怎么吃得起？"周江宁说即使是在超市开了绿色柜台，他也不敢扩大规模，因为销售市场就那么大。
不用毒农药的蔬果普通人吃不起
别处卖8元一斤的草莓，这里卖到20元才能收回成本批发市场的菜贩不敢进货，只能引高消费群开私车进大棚现买现卖
在苍山县，并非所有菜农都使用禁药。一度也投身于农药大军中的周江宁在五年前做出决定，弃用高毒农药，改用低残留药品种绿色蔬菜。五年之后，虽然自己的绿色大棚办得顺风顺水，但他却感叹自己的种植模式无法推广，规模也得不到更大的扩张——他的菜价太高了。
人工成本大幅提升
2007年，周江宁贷款在县城边缘承包了30亩农田，全部种了大棚。为了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他专门去日本呆了一个月。回到苍山，周江宁聘请了几个当地的劳力，开始一套绿色种植模式。
首要的标准就是摒弃用了多年的剧毒禁药，不只是甲拌磷等高效药物，即使是一些不在国家禁药名单之列，但是残留较高的高毒农药，周江宁也坚决不用。根据自己种植的黄瓜、西瓜、西红柿等作物的需求，他选择了一批低毒无残留的低效农药，甚至在某些作物上干脆不用农药。
选择这些药品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人工成本的大大提高。平时的一亩黄瓜，按规律用过几次高毒农药后基本虫子可以绝迹，而周江宁的种植大棚里却需要按时进行人工除虫。**除虫不及时，一批蔬菜就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另外，低效农药需要多次喷洒，并且为了确保无残留，间隔时间及数量控制均要有严格的人工把关。为此，周江宁不得不加大聘用的工人数量，“一年的人工成本*低也要在20万块以上”。
太贵了菜贩不敢要
即使是在人工成本上不断投入，仍然避免不了虫害的蔬菜产量依然无法和使用高度农药的田地相比，相同面积的田地，周江宁大棚的产量*多只能到普通田地的三分之二。而在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之后，想要盈利，周江宁**的办法是，出售时菜价远高于普通田地。
从逻辑上看，绿色蔬菜的高价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周围的消费水平，周江宁不得不面临没有市场、难以与普通田地竞争的问题。
“就说草莓吧，其他地里都卖七八块钱一斤的时候，我这里必须卖到20多块才能收回成本。”周江宁说，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市场，成了个大问题。
苍山县传统的销售模式是，菜农把蔬菜集中到几个批发市场销售，市场方面的菜贩一车一车地把蔬菜销往国内上海等大城市。对这些市场上的菜贩而言，每一分钱的批发价格的波动都*为敏感，至于周江宁的动辄几倍于他人的绿色蔬菜，这些菜贩选择敬而远之。
“他种的再好我们也不要，”在批发市场，一名常年往苏州卖菜的菜贩告诉记者，“所有往外的销路都是固定，价格的波动也是按照市场来的，他的那些绿色青菜太贵，我批发了到那边，找谁卖？再说了，他说是绿色的，我怎么信？就算我信了，人家怎么信呢？”
开放大棚现摘现卖
在传统的批发市场面前，周江宁的绿色蔬菜是一个另类。为了解决高价蔬菜的市场问题，周江宁想到的办法是，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把绿色和安全这两个品牌打出来”，另一方面，周江宁在四处寻找外地市场无果的情况下，干脆放弃了蔬菜对外的批发，瞄准了本地的市场。
“虽然是个县城，但是一部分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有的，”周江宁分析，“就挣这一部分钱。”
想要证明自己的蔬菜是绿色的，放在市场上同时卖，周江宁没有任何说服别人的理由，于是，他把市场搬到了种植大棚——现场采摘现场卖。
在**年亏损之后，绿色种植的第二年，消费能力较高的人群开始开着私家车前往周江宁的大棚买菜，几家超市也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专门提供了绿色柜台。五年后，周江宁的绿色大棚实现了菜价几倍于普通农田，蔬菜却并不愁卖的局面，如今一年的净利润在三四十万元。
但这种绿色模式因其销售市场太小，并不能看到推广的可能性。“有消费能力的就那么一拨有钱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来买我的菜，即使是我自己，暂时也没法再扩大规模了，因为本地销售市场就那么大。至于外地市场，一直在寻找，但是暂时也还没有突破。”周江宁感叹说，“逆着潮流种菜，太难了。如果都不用药，也不现实，要是菜价都像我这么高，普通老百姓吃什么？十几块钱一斤的菜，他们怎么吃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