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下半年以来，一些校服生产企业联名向中纪委、教育部举报，直指某平台在校服市场做“红顶生意”垄断经营的问题。数百家中小学生校服生产企业表示，只有进入某APP，才能参与校服招标和供应服务。该平台向校服生产企业收取货款4%的服务费，使校服企业损失了约一半的净利润，这对于利润本就有限的校服企业来说，难以接受。
2016年6月27日，教育部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以函件的形式，将关于该平台论证会会议纪要印发各省区市教育厅局后勤管理部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通知函中，教育部装备中心仅提出“供参考”。就是这样一份通知，使得该平台头顶“红头文件”光环强势推进。该公司有负责人甚至号称，某APP不是公司的平台，而是教育部的平台。
教育部否认下发过有关强制推行的文件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工作人员表示，从来没有以教育部的名义下发过有关强制推广使用该平台的文件。
半年来，上述“论证会会议纪要”已在全国教育系统层层转发。据统计，全国已有10多个省区市教育部门以红头文件转发。一个由教育部有关机构倡导推广的互联网平台，到了学校、校服企业，成了教育部平台；一纸仅供参考的论证会纪要，到了省级及以下很多教育部门变成了“必须”。校、企、家多方分析弊端
学校、教育局
“搞平台的初衷或许是好的，家长与厂家直接建立购买关系，学校不再担当中间商角色，也不再经手校服费用，听上去很不错。”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一位干部说，但在推广应用过程中发现，其实并没有起到防范校服采购寻租的作用。
企业
多家校服企业负责人表示，“校服是定制商品，是学校指定商家、指定款式的销售，是群体消费、统一团购的行为。它不同于时装，其销售涉及教育主管部门、校服企业、校长、家长、学生等方面，不是适合零散、自主购买的商品。这个平台只是对校服传统销售渠道的补充，目前传统渠道还无法被颠覆。”
河北某服装加工厂负责人说：“国家四部委的‘校服新政’是可行、有效的，现在再搞一个平台，有点画蛇添足。”
家长
“其实只是被要求下载和注册了这个APP，除此之外，学生买校服没什么变化，还是在学校里买。”吉安市一位学生家长对记者说。
事实上，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于2015年7月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众多校服企业表示，如果按照该意见进行规范的公开采购，寻租空间*小。
中国校服行业发展现状
2015年6月，我国**针对中小学校服的国家标准GB/T31888—2015《中小学校服》出台，与同年7月教育部、工商总局等4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一起，并称为“校服新政”。“校服新政”不仅规范了校服质量标准，更详细规范了校服的征订、选购流程，对校服设计、安全及监管标准提出了新准则。
随着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性准入等“保护措施”和不合理限价之类的“采购陷阱”有自东向西、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逐渐瓦解的趋势，校服产业从分散化、作坊化向集中化、市场化发展的新时代正在来临。行业洗牌浪潮中进退维谷的中小型校服企业，不得不面对转型突围的痛苦期。
“校服新政”的出台既对校服行业进行了规范，也对荼毒中小学生近20年的“面口袋”校服进行了遏制。校服质量的提升、产业的发展，需要多方协力：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质量监管机构的监督执行，更需要**企业的推动助力。
校服采购现状
在中东部地区，很多城市的中小学里，家委会参与校服选择的比例越来越多。在学校的组织下，家长、学生直接与校服企业接触，选择自己喜欢的校服款式，也增进了学校与家长的良性互动。
中东部地区家委会参与校服采购的模式已全面展开，东北及西部地区家长参与比例也在增加，有望在未来3-5年内推展。
上海积*推进校服改革，领跑“新国标”
“校服新政”实施后，华东地区积*推行新政，加强校服行业管理监督，不仅成为国内校服行业的“领头军”,也获得了家长、学生的大力称赞。
上海积*推进新政落实，一方面，政府态度坚决，从严监管、强制落实，另一方面，上海市质检院纤检所积*开展相关标准宣贯会，让企业主动适应标准，指导帮助校服生产企业加快升级改革以平稳“渡关”：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对新政落地进行的探索与经验积累，为全国各省市全面推行新政，提供了实践模板。
同时，每年四月份，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的上海国际校服·园服展览会，是国内外知名校服企业的一次集中亮相，多场新品发布会、T台SHOW，以及同期举行的中国校服（学生装）设计大赛，使得该展会正逐渐成为中国校服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上海国际校服•园服展自2013年创办以来，**中国校服产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倡导行业不断变革创新和“中国校服文化唤醒”，中国校服产业市场机制加速朝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化趋势发展，产业经营往品牌化、个性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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