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团伙控制17家生产企业和8家外贸公司，利用17家生产企业伪造生产假像，虚开发票给贸易公司，总共虚开发票7787份，遍布福建、江苏、甘肃、江西等多个省市地区，涉案税款超亿元。通过骗取出口退税来钱快，甚至可买房买跑车，利益的驱动让一些人卷入犯罪的漩涡。
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挂牌督办的特大骗取出口退税案“7.18案”成功告破，案件涉案金额达12.8亿元，涉案税款达1.8亿元，刑事拘留23人。8月1日，去年告破的“闪电一号”特大骗取出口退税案将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涉案金额高达24亿元人民币，骗取出口退税款3.28亿元人民币，抓获团伙成员37人。
这两个案件是近年来骗取出口退税现象的缩影，其成功告破为国家挽回税款损失2亿多元。但案件反映出骗取出口退税手法日趋狡猾，形成上中下游团伙作案，配货配票隐蔽性强，从口岸向内地延伸等新特点。同时，需要引发我们思考：在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精益求精”的形势下，监管部门应如何加强监管、堵塞漏洞？
团伙骗税：上中下游全线作业
“目前骗税已经链条化了，从上游的虚开洗票，到利用外贸公司去退税，到报关配货配票，都有专业人员操作，因此门槛很低。”办案人员介绍道，“在‘老师’的指导下，短短几个月就掌握了。”
今年3月20日，在深圳一幢居民楼里，“7.18”案的核心人物张建设(化名)在家中被捕。从抓捕现场视频看，张建设体型微胖、圆头圆脑。他家的双人床下有两个大抽屉，上面覆盖着三合板，他就藏在三合板下面、抽屉旁边的狭缝中。
在被公安发现后，张建设没有惊慌失措，相反，他十分镇静、一言不发。正如深圳国税稽查局某办案人员所言，“在他(张建设)的操控之下，成立了十几家生产企业。虽然不是他一人打理，有一个团队来运作这件事情，但如果没有相当的驾驭能力是不能做到的。”
“7.18”案是在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督办下、由深圳市公安局和深圳市国税局联合专案组破获的，迄今为止各种骗取出口退税活动中隐蔽性*强的大规模团伙作案。
2007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建设进入深圳某外贸公司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张宏伟(化名)，也就是**他走上骗取出口退税道路的“师父”。
2008年5月，深圳市隆泰祥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张建设是法人代表。据张建设的询问笔录显示，“成立隆泰祥公司的目的就是用来骗税的。隆泰祥公司接收的所有发票均为虚开。”
2008年8月，张建设通过一个做服装的朋友谢某，成立了深圳市勇冠服装有限公司。服装厂房有简单的生产以应付检查，而公司账务则由张建设控制，对外虚开增值税发票。张建设说：“我给他不含税票面金额每100万1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勇冠对隆泰祥公司业务完全虚假，没有真实业务。”
“7.18”案中，类似于隆泰祥这样的贸易公司和勇冠这样的服装生产公司不在少数。以张建设为首的犯罪团伙共控制了17家生产企业和8家外贸公司，以17家生产企业的名义取得纱线类原材料增值税专用发票，再将纱线类发票作进项抵扣，伪造生产假象，虚开服装类专用发票给贸易公司。虚开发票遍布福建、江苏、甘肃、江西等多个省份。从骗税的外贸公司到供票的服装生产公司，乃至更上游购买原材料纱线取得增值税发票，都是一伙人在做，上、中、下游全线操控、团伙作案，分工明确，这无疑成为了近年来出骗取出口退税*新*大的特点。
深圳国税稽查局办案人员还告诉记者，“张建设只有26岁，当时我们抓他时也不太相信他是老板，后来我们大概明白了，他是很快找到‘老师’了。”这里的“老师”就是张宏伟，一个骗税的老手。
配货配票：货代中介“炒单”忙
如果说张建设是“7.18”案整个骗税链条的总领，那么负责“配货配票”的刘得意(化名)就是骗税得以成功的关键环节。正如深圳国税稽查人员所言：“实际上能撮合骗税业务完成的，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无序的货代行业做技术上的支持。”
据了解，以前骗税分子*初采取伪报品方式，即把没有退税的商品或者退税率低的商品报成退税率高的商品。这种手法有危险，万一被海关查到，会暴露自己。后来开始多报少出以及虚高报价。而“7.18”案件反映出来的“配货配票”是犯罪手法的进一步演进。所谓“配货配票”就是货代找一些不需要退税的货主，把那些货配到骗税分子虚开的票上进行对应。这样合法过关，隐蔽性非常强，由于海关无法掌握货物的来源，海关验货难以查出问题。
之所以能够成功“配货配票”，关键在于货代中介掌握了真实的货物信息。刘得意在接受公安询问时被问道他从何人处获取真实出口的货物信息，他回答：“没有固定的人，这些真实出口货物的信息是互相流通的，只要外贸公司提出需要什么样的货物信息，我们都可以很快找到。”
据办案民警介绍，深圳目前工商注册的货代公司就有1.2万余家，至于像刘得意这样没有公司，只是在文锦渡口岸租一间小办公室配台电脑，做“配货配票”这一行一做就是好几年的，更是“多如牛毛”。
“只要找得到货，注不注册都无所谓，这行没有部门去监管，是空白地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所谓法不罚众，现在干这个的很多。我和他们打交道比较多，凡是当场被逮住的，**句话往往是，‘真倒霉，怎么就把我给逮住了！’他觉得是运气不好的问题。”刘得意被捕后也说，他做这行多年，从来没想到会有风险。
上网随便一搜，就可以看到各种关于“炒单”(“配货配票”)的讨论。网友“货代工作狂”坦言：“说实话，在这行这么多年，炒单见得多了。”还有网友发问：“请问做外贸不炒单是不是很笨？”当有网友求助如何“炒单”时，立刻就有了一大串“热心”的回复，“找货源呀，先收定金，看货期，找供货商下单……”“很容易啦”“楼主我来帮你操作，给我点提成就OK了”“找我，十二年外贸经验，手到擒来！”
在整个外贸出口流程中，报关行是以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向海关办理代理报关业务，从事报关服务的境内企业法人。报关行需要在海关备案，报关行里的报关员需要考取资质，相对比较规范。而一些报关行也为利益所驱动，干起了“配货配票”的勾当。
记者在深圳调研时了解到，一般报关行为出口企业报关，收取100元到500元左右的报关费，而有些动了歪脑筋的报关行会把报关价压低。对于一些特定的货物，报关行不收取报关费，甚至给出“补贴价”。有行内人士给记者举例：“盐田报关报价：包柜报关100元起，耳机补贴100元至800元，纯木家具补贴100元至300元，服装补贴100元至156 0190 2607元……”这就是报关行在“揽货”了，下一步就是勾结中介“配货配票”。
一些正规的报关行对此很无奈。某大型报关行的报关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报关行本来门槛就比较低，竞争比较激烈。‘炒单’对我们的冲击挺大的。很多要出口的企业想，我找你们正规的要给代理费，我找一些别的货代或者报关行，就很便宜，甚至还能倒贴我钱。那肯定我们有一些客户就流失了。”
某骗税办案人员指出：“一些不正规的货代、报关行，不但不收费，反而给客户钱，那就恶性竞争了。合规经营的货代、报关行也许过不了多长时间，也坐不住了。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六大队的李超晔副大队长告诉记者：“‘闪电一号’案有几个主犯，其中一个是外贸公司，一个是货代，把货代列入主犯，在打击骗税里是**次。”他解释道：“我们认为报关配货环节是*大的毒瘤，但是这个行业监管不到位。很多人或者不知道这样违法，或者知道但是以非主观故意为理由给自己找借口，很难进行打击。‘闪电一号’案子中，公诉机关把货代列为主犯，就是要打掉配货环节。骗税分子即使有票找不到对应的货物，就没有落脚点，也就不敢去冒这个风险了。
退税率高：服装业成骗税重灾区
近年来打掉的案子中，服装类商品居多。“7.18”案是服装，“闪电一号”是服装，深圳目前正在配合浙江省绍兴警方协查的一个案子也是服装。据深圳国税稽查人员介绍，之所以选服装，是因为服装征税17%，退税率高达16%。除了服装之外，电子产品、家具的退税率也很高，也是骗税分子关注的领域。
据知情人士透露：“骗税分子也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哪个行业退税高，就盯准了哪个行业。有些行业退税只有5%左右，和他骗税的成本差不多，自然不在考虑范围内。骗税的行业一定是退税率*高的行业，没有利润他是不会做这些事的。”
由于整个骗税环节都需要专业的操作，骗税链条中的每一环就像是缠在一起的蚂蚱，每个蚂蚱都要从中分得一杯羹。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一个企业运作了几年，只退了一两百万的税，就能说明它没有骗税，因为骗税需要很高的成本。”比如“7.18”案中的刘得意，一年进账300多万元，但扣去成本的话一年赚三、五十万元。
据办案人员介绍，骗税的每个环节都是要钱的。按照退税率17%，即退税17个点来看，开增值税发票大概要花掉6个点，注册外贸公司、租房子，花掉2、3个点，通过货代找不需要退税的货主，把那些货配到他虚开的票上进行对应，大概要3个点，总共加起来成本要12个点，骗税分子*后到手的有5个点左右。所以骗税分子一定会大量虚开，以量换价。
对此，一些基层办案人员和专家都建议，国家能否出台相应政策，适当降低服装等商品的退税率？骗税分子是利益驱动，如果把退税率降低几个点，那么骗税分子的利润就微乎其微了，也就失去了骗税的动力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退税率高也是(骗税)因素之一。”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崔鑫生告诉记者：“我国把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出口退税率偏高，那一些人就钻了政策空子。我认为*好的政策就是取消出口退税，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跨区作案：深圳配货内地退税
“去年上半年全国其他省市国税局有288人次到深圳，去船运、货代等公司取证，深圳国税配合其调查骗取出口退税。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651人次，基本上涵盖全国各个省份。”深圳国税稽查局办案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就来了7批31个人，涉及的案子都是将外贸公司设在内地省份，通过深圳配货出口的。”
把外贸公司设在内地，在深圳通过货代找货源，这种跨区域作案已经成了骗取出口退税的新手段、新趋势。据办案民警介绍，广东潮汕一带的骗税“祖师爷”，对政策掌握的非常熟。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北上去开外贸公司，同时利用他们在深圳这么多年的根基和资源，找到相关的货源。由于内地一些省份接触骗取出口退税案件比较少，经验不足，犯罪分子容易得逞。从内地开票，在深圳配货出关，再到内地退税，隐蔽性非常强。
“今年上半年我们大队就接待了来自十一个省、自治区的公安，包括浙江、江苏、上海，甚至还有新疆。*近我们在配合海南公安协查一个案子，骗税分子就是因为在海南找不到合适的货源而来深圳配货的。”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六大队副大队长李超晔强调，“我认为现在深圳已经成了配货配票的中转站、大本营。”
真空地带：打击骗税须部门协力
专家表示，打击出口骗退税离不开公安、国税、海关等三家的密切合作。因此，凡是涉及出口退税的部门之间应该信息共享，建立各部门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
深圳国税稽查局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我觉得应该各部门派一些有实干经验的、一线的同志，大家坐下来交换一下信息和想法，各自设计一下如何堵塞漏洞。”
“闪电一号”案件线索是深圳海关在对大量的出口违规企业的信息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发现的。在查到企业的违规记录后，海关再去国税局查其退税记录，*终锁定了重点嫌疑目标公司，并将案件线索移给国税局。国税局的优势在于可以结合税票、物流综合分析。比如说，开票的公司是一个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但是却设在内地很少生产化工产品的地区，不符合正常的贸易规律。国税根据商业逻辑，判断增值税发票流转的合理性，来分析骗税的风险点。如果海关和国税查到的风险点对碰上，那么该企业就很可能参与骗税了。
今年5月，公安部、国税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发文指出要继续深入打击骗退税。6月深圳国税、海关和公安联合举办了一个200多人的业务培训，平时各部门之间还有定期的联席会议，交流信息和经验。这些都是值得尝试的有益探索，更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挂牌督办的特大骗取出口退税案“7.18案”成功告破，案件涉案金额达12.8亿元，涉案税款达1.8亿元，刑事拘留23人。8月1日，去年告破的“闪电一号”特大骗取出口退税案将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涉案金额高达24亿元人民币，骗取出口退税款3.28亿元人民币，抓获团伙成员37人。
这两个案件是近年来骗取出口退税现象的缩影，其成功告破为国家挽回税款损失2亿多元。但案件反映出骗取出口退税手法日趋狡猾，形成上中下游团伙作案，配货配票隐蔽性强，从口岸向内地延伸等新特点。同时，需要引发我们思考：在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精益求精”的形势下，监管部门应如何加强监管、堵塞漏洞？
团伙骗税：上中下游全线作业
“目前骗税已经链条化了，从上游的虚开洗票，到利用外贸公司去退税，到报关配货配票，都有专业人员操作，因此门槛很低。”办案人员介绍道，“在‘老师’的指导下，短短几个月就掌握了。”
今年3月20日，在深圳一幢居民楼里，“7.18”案的核心人物张建设(化名)在家中被捕。从抓捕现场视频看，张建设体型微胖、圆头圆脑。他家的双人床下有两个大抽屉，上面覆盖着三合板，他就藏在三合板下面、抽屉旁边的狭缝中。
在被公安发现后，张建设没有惊慌失措，相反，他十分镇静、一言不发。正如深圳国税稽查局某办案人员所言，“在他(张建设)的操控之下，成立了十几家生产企业。虽然不是他一人打理，有一个团队来运作这件事情，但如果没有相当的驾驭能力是不能做到的。”
“7.18”案是在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督办下、由深圳市公安局和深圳市国税局联合专案组破获的，迄今为止各种骗取出口退税活动中隐蔽性*强的大规模团伙作案。
2007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建设进入深圳某外贸公司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张宏伟(化名)，也就是**他走上骗取出口退税道路的“师父”。
2008年5月，深圳市隆泰祥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张建设是法人代表。据张建设的询问笔录显示，“成立隆泰祥公司的目的就是用来骗税的。隆泰祥公司接收的所有发票均为虚开。”
2008年8月，张建设通过一个做服装的朋友谢某，成立了深圳市勇冠服装有限公司。服装厂房有简单的生产以应付检查，而公司账务则由张建设控制，对外虚开增值税发票。张建设说：“我给他不含税票面金额每100万1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勇冠对隆泰祥公司业务完全虚假，没有真实业务。”
“7.18”案中，类似于隆泰祥这样的贸易公司和勇冠这样的服装生产公司不在少数。以张建设为首的犯罪团伙共控制了17家生产企业和8家外贸公司，以17家生产企业的名义取得纱线类原材料增值税专用发票，再将纱线类发票作进项抵扣，伪造生产假象，虚开服装类专用发票给贸易公司。虚开发票遍布福建、江苏、甘肃、江西等多个省份。从骗税的外贸公司到供票的服装生产公司，乃至更上游购买原材料纱线取得增值税发票，都是一伙人在做，上、中、下游全线操控、团伙作案，分工明确，这无疑成为了近年来出骗取出口退税*新*大的特点。
深圳国税稽查局办案人员还告诉记者，“张建设只有26岁，当时我们抓他时也不太相信他是老板，后来我们大概明白了，他是很快找到‘老师’了。”这里的“老师”就是张宏伟，一个骗税的老手。
配货配票：货代中介“炒单”忙
如果说张建设是“7.18”案整个骗税链条的总领，那么负责“配货配票”的刘得意(化名)就是骗税得以成功的关键环节。正如深圳国税稽查人员所言：“实际上能撮合骗税业务完成的，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无序的货代行业做技术上的支持。”
据了解，以前骗税分子*初采取伪报品方式，即把没有退税的商品或者退税率低的商品报成退税率高的商品。这种手法有危险，万一被海关查到，会暴露自己。后来开始多报少出以及虚高报价。而“7.18”案件反映出来的“配货配票”是犯罪手法的进一步演进。所谓“配货配票”就是货代找一些不需要退税的货主，把那些货配到骗税分子虚开的票上进行对应。这样合法过关，隐蔽性非常强，由于海关无法掌握货物的来源，海关验货难以查出问题。
之所以能够成功“配货配票”，关键在于货代中介掌握了真实的货物信息。刘得意在接受公安询问时被问道他从何人处获取真实出口的货物信息，他回答：“没有固定的人，这些真实出口货物的信息是互相流通的，只要外贸公司提出需要什么样的货物信息，我们都可以很快找到。”
据办案民警介绍，深圳目前工商注册的货代公司就有1.2万余家，至于像刘得意这样没有公司，只是在文锦渡口岸租一间小办公室配台电脑，做“配货配票”这一行一做就是好几年的，更是“多如牛毛”。
“只要找得到货，注不注册都无所谓，这行没有部门去监管，是空白地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所谓法不罚众，现在干这个的很多。我和他们打交道比较多，凡是当场被逮住的，**句话往往是，‘真倒霉，怎么就把我给逮住了！’他觉得是运气不好的问题。”刘得意被捕后也说，他做这行多年，从来没想到会有风险。
上网随便一搜，就可以看到各种关于“炒单”(“配货配票”)的讨论。网友“货代工作狂”坦言：“说实话，在这行这么多年，炒单见得多了。”还有网友发问：“请问做外贸不炒单是不是很笨？”当有网友求助如何“炒单”时，立刻就有了一大串“热心”的回复，“找货源呀，先收定金，看货期，找供货商下单……”“很容易啦”“楼主我来帮你操作，给我点提成就OK了”“找我，十二年外贸经验，手到擒来！”
在整个外贸出口流程中，报关行是以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向海关办理代理报关业务，从事报关服务的境内企业法人。报关行需要在海关备案，报关行里的报关员需要考取资质，相对比较规范。而一些报关行也为利益所驱动，干起了“配货配票”的勾当。
记者在深圳调研时了解到，一般报关行为出口企业报关，收取100元到500元左右的报关费，而有些动了歪脑筋的报关行会把报关价压低。对于一些特定的货物，报关行不收取报关费，甚至给出“补贴价”。有行内人士给记者举例：“盐田报关报价：包柜报关100元起，耳机补贴100元至800元，纯木家具补贴100元至300元，服装补贴100元至156 0190 2607元……”这就是报关行在“揽货”了，下一步就是勾结中介“配货配票”。
一些正规的报关行对此很无奈。某大型报关行的报关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报关行本来门槛就比较低，竞争比较激烈。‘炒单’对我们的冲击挺大的。很多要出口的企业想，我找你们正规的要给代理费，我找一些别的货代或者报关行，就很便宜，甚至还能倒贴我钱。那肯定我们有一些客户就流失了。”
某骗税办案人员指出：“一些不正规的货代、报关行，不但不收费，反而给客户钱，那就恶性竞争了。合规经营的货代、报关行也许过不了多长时间，也坐不住了。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六大队的李超晔副大队长告诉记者：“‘闪电一号’案有几个主犯，其中一个是外贸公司，一个是货代，把货代列入主犯，在打击骗税里是**次。”他解释道：“我们认为报关配货环节是*大的毒瘤，但是这个行业监管不到位。很多人或者不知道这样违法，或者知道但是以非主观故意为理由给自己找借口，很难进行打击。‘闪电一号’案子中，公诉机关把货代列为主犯，就是要打掉配货环节。骗税分子即使有票找不到对应的货物，就没有落脚点，也就不敢去冒这个风险了。
退税率高：服装业成骗税重灾区
近年来打掉的案子中，服装类商品居多。“7.18”案是服装，“闪电一号”是服装，深圳目前正在配合浙江省绍兴警方协查的一个案子也是服装。据深圳国税稽查人员介绍，之所以选服装，是因为服装征税17%，退税率高达16%。除了服装之外，电子产品、家具的退税率也很高，也是骗税分子关注的领域。
据知情人士透露：“骗税分子也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哪个行业退税高，就盯准了哪个行业。有些行业退税只有5%左右，和他骗税的成本差不多，自然不在考虑范围内。骗税的行业一定是退税率*高的行业，没有利润他是不会做这些事的。”
由于整个骗税环节都需要专业的操作，骗税链条中的每一环就像是缠在一起的蚂蚱，每个蚂蚱都要从中分得一杯羹。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一个企业运作了几年，只退了一两百万的税，就能说明它没有骗税，因为骗税需要很高的成本。”比如“7.18”案中的刘得意，一年进账300多万元，但扣去成本的话一年赚三、五十万元。
据办案人员介绍，骗税的每个环节都是要钱的。按照退税率17%，即退税17个点来看，开增值税发票大概要花掉6个点，注册外贸公司、租房子，花掉2、3个点，通过货代找不需要退税的货主，把那些货配到他虚开的票上进行对应，大概要3个点，总共加起来成本要12个点，骗税分子*后到手的有5个点左右。所以骗税分子一定会大量虚开，以量换价。
对此，一些基层办案人员和专家都建议，国家能否出台相应政策，适当降低服装等商品的退税率？骗税分子是利益驱动，如果把退税率降低几个点，那么骗税分子的利润就微乎其微了，也就失去了骗税的动力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退税率高也是(骗税)因素之一。”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崔鑫生告诉记者：“我国把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出口退税率偏高，那一些人就钻了政策空子。我认为*好的政策就是取消出口退税，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跨区作案：深圳配货内地退税
“去年上半年全国其他省市国税局有288人次到深圳，去船运、货代等公司取证，深圳国税配合其调查骗取出口退税。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651人次，基本上涵盖全国各个省份。”深圳国税稽查局办案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就来了7批31个人，涉及的案子都是将外贸公司设在内地省份，通过深圳配货出口的。”
把外贸公司设在内地，在深圳通过货代找货源，这种跨区域作案已经成了骗取出口退税的新手段、新趋势。据办案民警介绍，广东潮汕一带的骗税“祖师爷”，对政策掌握的非常熟。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北上去开外贸公司，同时利用他们在深圳这么多年的根基和资源，找到相关的货源。由于内地一些省份接触骗取出口退税案件比较少，经验不足，犯罪分子容易得逞。从内地开票，在深圳配货出关，再到内地退税，隐蔽性非常强。
“今年上半年我们大队就接待了来自十一个省、自治区的公安，包括浙江、江苏、上海，甚至还有新疆。*近我们在配合海南公安协查一个案子，骗税分子就是因为在海南找不到合适的货源而来深圳配货的。”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六大队副大队长李超晔强调，“我认为现在深圳已经成了配货配票的中转站、大本营。”
真空地带：打击骗税须部门协力
专家表示，打击出口骗退税离不开公安、国税、海关等三家的密切合作。因此，凡是涉及出口退税的部门之间应该信息共享，建立各部门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
深圳国税稽查局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我觉得应该各部门派一些有实干经验的、一线的同志，大家坐下来交换一下信息和想法，各自设计一下如何堵塞漏洞。”
“闪电一号”案件线索是深圳海关在对大量的出口违规企业的信息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发现的。在查到企业的违规记录后，海关再去国税局查其退税记录，*终锁定了重点嫌疑目标公司，并将案件线索移给国税局。国税局的优势在于可以结合税票、物流综合分析。比如说，开票的公司是一个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但是却设在内地很少生产化工产品的地区，不符合正常的贸易规律。国税根据商业逻辑，判断增值税发票流转的合理性，来分析骗税的风险点。如果海关和国税查到的风险点对碰上，那么该企业就很可能参与骗税了。
今年5月，公安部、国税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发文指出要继续深入打击骗退税。6月深圳国税、海关和公安联合举办了一个200多人的业务培训，平时各部门之间还有定期的联席会议，交流信息和经验。这些都是值得尝试的有益探索，更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