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达能集团给
一个月以来，娃哈哈和达能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了。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主动爆料，猛烈炮轰达能“设下圈套”、“强行并购”、“垄断中国饮料业”，并喊出“中国人站起来了，再也不受外国人欺侮了！”等言语，一时间，人们才意识到，两个牵手10年的明星企业居然隐藏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恩恩怨怨。
“早在十年之前，娃哈哈就不是民族品牌了”
作为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的脸上难觅笑容。当他扯起民族品牌的大旗，号召国人保护民族品牌时，却有专家指出：“早在十年前，娃哈哈就不是民族品牌了。”这场恩恩怨怨，还得从1996年双方成立合资公司说起。那时，境况完全是两样。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上下沉浸在“口服液”的火爆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众多的企业进入保健品市场，从太阳神、沈阳飞龙到三株、巨人脑黄金，一大批品牌大红大紫。娃哈哈也是其中一家，但主推儿童营养品。他们的广告语依旧熟悉：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很快，激烈的竞争迅速降低了行业利润率。宗庆后带领娃哈哈进入饮料领域，娃哈哈绞尽脑汁开发出酸梅饮、清凉露、平安感冒液等产品，甚至还注册了涪陵有限责任公司搞榨菜。不过，四处投资的结果是，这些产品并不成功，而且使得娃哈哈的现金流日渐紧张。在*困难的时候，公司的年终奖都是发自己的饮料产品。
宗庆后曾在三年前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说：“当时，我们迫切希望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壮大自己的品牌、规模，谁能帮助我加快发展，我就跟谁合作。”
就在这时，法国的达能来到了中国，千方百计想进入中国市场。他们手中握有娃哈哈*渴望的东西：资金。
于是，双方迅速进入蜜月期并*终走到了一起。1996年2月9日，双方签订了《合资经营合同》，共同成立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根据当时评估机构的认证，娃哈哈商标价值人民币1亿元。在合同中，达能出资5000万元，占股51%。余下部分由娃哈哈将商标这一无形资产注入。在这场交易中，娃哈哈没有拿出1分钱，这从侧面验证了娃哈哈当时的财务境况。伴随着宗庆后与达能签字落笔，《合资经营合同》约定娃哈哈系列商标的全部权利归入合资公司。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教授分析说：“宗庆后在1996年已经做出了选择：把娃哈哈品牌作价1个亿，交给合资公司。当时各有所需，合同应该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述。这意味着，10年前，娃哈哈就不是民族品牌了。我在感情上非常理解民族企业家的心情，但必须尊重历史。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作，越来越难以判断一个品牌属于谁。就如同IBM笔记本电脑ThinkPad被收购之后，它已经握在联想集团手中。”
这当中，有一点是明确的：“牵手”是因为相互需要，而且产生了双赢结局。我们看到，一方面，借助这笔巨大的资金，娃哈哈得以迅速进军纯净水、八宝粥等领域，并且开始大张旗鼓地塑造品牌、开展营销，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饮料行业的巨人，品牌价值也今非昔比。而另一方面，达能集团也从中获得了丰厚回报，迈出了整合参股国内企业的**步，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法国人或许在生活上容易接受婚外情，但在商业上却相反”
人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因为婚姻意味着责任和义务。这话对娃哈哈和达能而言，同样适用。这场联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元素。
1996年，双方签订《合资经营合同》，达能要求中方限期将娃哈哈商标权利人变更为合资公司。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商标局并未批准。
达能为了确保合资公司拿到娃哈哈商标，同年与娃哈哈签署了《商标转让协议》，又在1999年签订了《商标使用合同》。这些合约的目的只有一个：除了合资公司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外，中方不能许可第三方使用娃哈哈商标。若需使用，必须征得合资公司董事会同意。不仅如此，为了顺利通过国家商标局审查，娃哈哈和达能还签订了“阴阳合同”。呈交国家工商局的是简单版本，双方私下约定了一个更为苛刻的详细版本。这些条款，为今天的纷争埋下了隐患。
在中外方联姻之后，双方的角色地位也在悄然变化。虽说达能占股51%，是控股股东，可娃哈哈的经营与管理，全部是宗庆后及其团队打下的，中方为合资公司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达能几乎没有参与过。这一点，从宗庆后提出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打开市场以后，娃哈哈要增加七条水生产线，达能不同意。此后，娃哈哈上马新产品非常可乐，达能坚决反对。可是宗庆后硬是拍板，决定投资。结果每年有40%到50%的增长，这证明他的市场判断完全正确，达能无话可说。”
达能插不上手，民族企业家宗庆后逐渐放开手脚，大步前进。自1999年起，娃哈哈为发展自身事业，绕开合资企业董事会，先后成立了61家企业。截至去年，这些公司的总资产达到56亿元，去年利润10.4亿元。
61家企业利润可观，但毕竟是“婚外情”，违背了双方的合约。不过，多年来达能忍而不发。原因不难解释，达能也在忙着物色其他伴侣，先后把乐百氏等竞争对手控股了。此时，双方已是“同床异梦”。去年11月，娃哈哈又分别设立了两个账户，将合资企业和非合资企业财务分家，要求经销商将货款打入两个账户。
这时，达能亮牌了。它扬言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两个选择：要么宗庆后全部关闭这些企业，要么以40亿元的价格，出售61家企业51%的股权。按照达能的说法，宗庆后先是同意签约，后来又反悔了。不久，宗庆后开始在媒体上大呼：“我们陷入了它精心布置的圈套！”
沪上一家上市公司副总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娃哈哈的“婚外情”，违背了商业社会理应遵循的契约精神，这在外国法律契约精神浓厚的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法国人或许在生活上容易接受婚外情，但在商业上却严守契约精神。国内企业家有时把契约当成了手段，而非目的———在需要契约的时候，就遵守，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不遵守；或者先遵守后不遵守，明遵守暗不遵守，说白了，这是靠谋略经营。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教授认为：资本市场没有活雷锋。中国市场经济的时间很短，企业家经验不够老道，签署了不利于自己的协议，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吃一堑，长一智。但不能因为觉得不划算，就想办法反悔。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比如，在期货市场上，只要约定了价格，合约到期之后，哪怕倾家荡产也得执行，否则就没有规则可言。
“外方在一开始就挖好了‘合法陷阱’，但娃哈哈依然有胜算”
从4月至今，达能与娃哈哈各自放出狠话，一个下达了启动法律程序的“*后通牒”，另一个号称将坚持到底。5月9日，30日*后通牒到了，达能宣称“正式启动了相关程序”，据记者了解，娃哈哈正在联络律师，积*应对。
在达能和娃哈哈之间，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但不难发现，在这场争斗中，娃哈哈和达能各有软肋，之所以摆出架势，是为了博取更大的利益。
先来看达能，它在法律上占优势，似乎稳操胜券，但就算它赢了官司，也离不开宗庆后这样的企业**，离不开娃哈哈的管理、销售团队。从历史看，宗庆后功不可没，朝未来看，他更是不可或缺。因此，达能从一开始就“硬中有软”，不会置宗庆后于死地，因为这对它没有好处。相反，达能还一直表态，希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没有彻底翻脸。于是，我们看到，双方在4月5日和23日两次闭门会晤。
再看娃哈哈。宗庆后称，*坏的结局就是另立品牌。但苏勇教授指出：今天的市场已不是十年前，中资和外资企业都更加成熟老到，竞争也更惨烈。树立一个新品牌，其心血和成本可能是十年前的好几倍。宗庆后从零做起，这条路不好走。
可见，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企业是经济动物，双方为的是各自的利益。鱼死网破对双方而言都是*糟糕的结局，和解才是*佳选择。
不过，如果一定诉诸法律，娃哈哈也不是没有胜算，仍然有很多文章可做。
**知识产权律师朱妙春告诉记者：娃哈哈与达能争议的焦点在于，娃哈哈未经董事会同意自主设立非合资企业是否合法。那么，一旦双方开始诉讼，结果无非有三种情况：一、娃哈哈集团没有违约，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娃哈哈违反当初的《商标使用合同》及《合资经营协议》，承担责任；三、双方达成谅解，修改原合同条款，各自退让一步，实现双赢。由此可见，娃哈哈违约与否是输赢的关键，而是否违反《商标使用合同》又是关键之关键。
娃哈哈与达能签订了“阴阳合同”。如果要说它违法了，要看违反“阴阳”中哪一个合同。朱妙春分析说，这两个合同，一个经过国家商标局备案，而另一个没有备案。此时，应该以备案的合同为准，至少两个合同相冲突的部分应该以备案的合同条款为准。国家商标局1997年8月1日颁布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办法》中规定：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备案为强制备案。也就是说，没有备案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这一点，足以令达能一身冷汗。
另一方面，就娃哈哈这一品牌而言，在1996年签订《商标转让协议》后，商标转让并未得到国家商标局批准，这就宣告达能独占“娃哈哈”商标的计划落空。因此，从对外披露的信息分析，“娃哈哈”商标的专有权人仍然是娃哈哈集团。1999年，娃哈哈成为驰名商标，国家更是加大力度保护。按照*坏结果(朱妙春认为不会发生)，就算商标属于合资企业，娃哈哈集团还可以自由使用“娃哈哈”这一字号。比如，可以继续在产品包装上注明“娃哈哈集团”、“娃哈哈某某公司”、“娃哈哈公司系列产品”。要知道，字号也是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的商业价值不可忽视。
类似这样的中外企业法律大战，朱妙春律师已经多次面对，而且为本土企业打赢官司。根据经验，他认为娃哈哈集团并非陷入了法律上的绝境，通过积*的准备完全可以与达能一搏。
娃哈哈与达能商战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事件本身。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今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多年，跨国并购这样的市场行为会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大都是熟练运用法律的行家，他们利用国内企业急于合作、法律意识薄弱、经验不足的缺点，在合作之初就熟练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国内企业。而本土企业家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敢提出来，这为将来可能出现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娃哈哈的案例为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中国企业再也不能忽视法律，盲目追求眼前的利益。否则，很可能会落入外方挖好的“合法陷阱”！娃哈哈和达能的法律大战如何进展，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