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尽管监管力度正趋于强化，但还是没人敢肯定我们所吃所喝的食物就已经完全"脱毒",瘦肉精、染色馒头、牛肉膏等食品安全事件风头未过，塑化剂风波再起。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寻找制度漏洞，也在谴责市场道德的滑落，但市场本身的情况并没有随之有大的改善，反之，制售有毒食品的势头依然不减。
症结何在？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被"自由主义"腐蚀？是自由经济腐蚀了市场道德？还是政府监管执行不力？还是市场经济本身出现了问题？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新军，美国MidwesternState大学Dillard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张永，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徐秋慧博士，以及来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所的青年学者何冬妮，谢谢各位参与今天的讨论。
■主持人岳振
道德滑落源于"金钱饥渴症",监管缺失导致市场寻租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当下食品安全领域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舆论一是怪政府监管出问题，二是认为商家诚信缺失，道德滑落。各位怎么看待这样的指责？
高新军：我认为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从政府角度来说，在制度供给方面，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未知领域。到底如何立法，怎样去执行，如何使群众逐步养成良好的遵纪守法习惯，都是巨大的挑战。更何况各级政府官员都会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处理问题，因为官员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在计划经济的"遗产"中，并没有赋予民众监督政府的渠道和权力。所以，无论是从政府立法管理的角度，还是从政府官员自身利益的角度，都会在食品监管方面出现问题。
从民众角度看，在这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社会评价标准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实，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普遍贫困而言，改革开放后将钱的多少看成是成功的标志，是很自然的。这时候，人们都患有一种"金钱饥渴症",能挣到钱，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会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徐秋慧：讨论食品安全问题，一般秉持两个基本假定：一是假定商家是"有利己动机"的经济人，二是假定他们都有机会主义倾向。当下食品安全领域暴露出的诸多问题，都同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密切相关。在伦理学者看来，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在契约经济学者看来，制售问题食品是违约失信。因此，人们有理由将食品安全问题归咎为"商家诚信缺失，道德滑落".
然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商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是很严重。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有一套严格的约束商家行为的制度安排，包括成文的法律制度、行政规章和不成文的风俗习惯等。在这些国家中，商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被发现，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付出高昂的代价，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
何冬妮：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演化成一场道德危机，各事件中的相关企业被称为没有道德底线，但是，道德说教并不能解决问题。从世界范围内看，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我国特有，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曾出现过类似事件。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里面有政府监管不到位的原因，也有企业道德信用滑坡的原因，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体制、机制和制度。食品安全问题直接暴露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滞后，也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
张永：在一个道德规范的市场上，政府监管可能是多余的。但是在现在这个道德滑落的粗放型市场上，只能依赖严格的政府监管。
中国经济时报：法治建设与监督机制的建立不可或缺，从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中，各位能体会到我们在法治与监督问题上，还有哪些方面的欠缺？
徐秋慧：在我国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三鹿奶粉问题不是在河北发现的，瘦肉精问题也不是在河南查出来的。几乎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在非生产地被曝光的。这说明，生产企业所在地的监管部门，大都没有依法行政，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疏于监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者可能被企业收买了。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监管人员**次来是检查，第二次来就是"朋友"了。这种情形，在集体选择经济学中被叫做"寻租"或"腐败".从这个角度看，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管体系，是重要的。但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防止监管部门腐败，提高监管效率，更为重要。如果政府没有执法力，出台再多的监管制度，也是徒劳。
高新军：和中国实际的市场经济发展相比，法治与监督还是十分落后的。就法治来说，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法律，但是执行很不理想。为什么？我认为与法治背后的社会力量对比有很大关系。法治建设的好坏，是与民众的监督力量、监督机制、监督渠道密切相关的。离开了民众的监督，仅仅谈法治是不会起作用的。但中国*缺少的就是民众组织的监督渠道、监督力量、监督机制。
自由市场本身不会腐蚀道德，道德滑落证明自由市场还未建成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国际学术界都在讨论"自由市场会否腐蚀道德"这个议题，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出现，可不可以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被"自由主义"腐蚀，导致道德败坏？
张永：自由市场本身不会腐蚀道德。自由市场不等于为所欲为或价格机制决定一切，而是建立在产权保护和法治基础上的。经济自由的衡量，法治是很重要的指标。人们或多或少都有占便宜的动机，但法治能产生一种震慑作用，另外还有从小开始的文化道德教育。现在道德滑落，证明自由市场还没有建设完成。
徐秋慧：将商家的自利行为纳入道德规范的轨道，是需要条件的。其中*主要的是社会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法规、制度和政策体系，并能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目前，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相应的市场制度安排还不健全，尤其是食品安全体系尚待完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食品生产经营中出现某些安全问题，有其客观必然性。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腐蚀了道德，而是市场制度不完善导致了商家行为失范。
何冬妮：交换和市场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个人所需，市场并不以道德为动力，但在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中，诚信是企业长期获利的条件，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产品和企业会退出市场。从屡屡发生的有毒食品事件看，我们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市场的退出机制失灵了，市场有没有及时惩罚那些不诚信的企业？是不是一些地方政府代理人的"保护伞"发挥了作用？是不是市场信息机制的缺失？是不是自由竞争机制出了问题？说到底，市场是人手中的工具，是人赋予市场道德或不道德，不能把人的贪婪等同于市场不道德，也不能责怪市场放大了人的贪婪。
高新军：自由市场经济当然有缺点。自由市场经济强调"经济人法则",也就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但是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在人人为自己的同时，人人也必须承担这只"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恶果。自由市场经济是有竞争的市场经济，竞争迫使人们必须讲诚信，才会有持久的经济收获。但另一个方面是，自由市场经济通行的是金钱决定一切，也就是货币法则。这就难免产生严重的货币拜物教，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自由市场经济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竞争迫使人们要讲诚信，有道德，有钱大家赚，这样才可以使企业长久地运作下去，成为"百年老店";另一方面货币拜物教又物欲横流，使人们为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
中国经济时报：不管用什么理论来解释市场经济的优越与进步，但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道德谴责"的声音非常强烈，包括在房地产领域。因此，另一种关切就出现了，即"如何填补市场经济的道德真空".各位对此怎么看？
高新军：这种现象不光在现在的中国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欧洲和北美也同样如此。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产生于欧洲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8-19世纪，就是用道德的力量来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发育的早期，比如现在的中国，货币拜物教的影响非常大，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赚钱，因为确实在市场经济发育的早期，道德的力量非常脆弱，更何况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管制下，普遍的贫困和饥饿使人们非常渴望拥有财富。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走出这个氛围。美国走出来了，通过"进步时代",实现了从"权贵市场经济"向"法治市场经济"的过渡。其做法无非这么几条：制定和严格执行法律；**的透明和公开；民众参与和监督。美国人做到了，中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到。
何冬妮：是不是该把食品安全危机归咎于市场经济的"不道德"或"道德真空"?如果说一个道德的社会是利他的或至少是不损他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可以达到道德目标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至少包括几个重要的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信息机制以及合理有效的调控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从这四个方面看，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也就是说，改革的不到位是市场走向坏的道德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永：市场价格机制是不谈道德的，你买不起自然就不会卖给你。我们需要谴责的，不是用道德来谴责"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而更应该关注各种寻租、腐败等丑陋现象，以及土地财政的尴尬政府的现实。
"权贵市场经济"成拦路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路途艰难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把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置于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环境下来考察，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在追求自身利益*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假设？
张永：这里所说的社会进步，是市场效率的*大化，是*大化静态的市场分配效率和动态的投资生产效率。但这不涉及道德因素，所以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不光是经济总体规模的发展，更是社会的合作性、和谐性。
高新军：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从"人性本恶"出发的。黑格尔也说过"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事实也是如此。现在不光是社会上的普通人，就是政府官员，也都有自己的利益要照顾，因为他们也是"经济人",也会趋善避恶。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力量在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上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靠什么呢？只能靠法律，而且要严格执法，惩处那些违背社会公德的公司和个人。这种做法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是必须的，因为人们这时候并没有养成遵守法律的习惯，为了快速挣钱，什么办法都会使用的。试想一下，很多人连法律都不会去遵守，你能指望他们会对道德产生敬畏吗？这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一致做法。中国既然走市场经济的路，也就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
何冬妮："理性人假设"不等于"道德人假设","理性"是机会成本和利益*大化的权衡。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在暴露出问题的食品安全领域同样成立，当人们的价值取向趋向金钱财富，当存在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当可以通过贿赂来为不合格的产品寻找市场或逃避惩罚时，某些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做好与政府代理人的关系，在一个行业迅速谋取*大化利润，然后很快转战到利润更为丰厚的行业，而不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追求质量、创新和创立品牌。生产商不以消费者满意为先，*后怎么能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的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学家以前提出我们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但很明显，从当下的食品安全危机中，我们看到了"坏的市场经济",从当前的很多迹象看，我们离"好的市场经济"还有距离，那么要从整体上走向"好的市场经济，中国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张永："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木桶，哪块木板都不能缺，缺了一块就漏水了。
何冬妮：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需要在全社会确立并保障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目前经济总量和货币财富至上的价值取向。这样不仅能为纠正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经济行为创造条件，能扭转以做大总量为导向的市场格局，还能促使政府把工作的重点从经济建设转到社会安全和民生发展上。*关键的是政府转型，因为改革和制度建设都主要取决于政府转型。政府转型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为形成自由竞争、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创造好的制度环境。
徐秋慧：总结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经验教训，要从整体上建设"好的市场经济",关键是要提高企业的自律意识和强化对企业的外部约束。为此，**要在企业家中间进行道德教育，激励商家自律，坚持守法经营，用正当手段，追求自身利益。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企业的道德信息数据库，并上网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再次要建立健全对违规企业的有效惩罚机制，使它们制售问题产品得不偿失。*后要强化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包括完善监管制度和依法行政，加强对商家的外部约束。此外，反对市场垄断，尤其是权贵资本垄断，促进竞争，也是建设"好的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高新军：任何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从"权贵市场经济"向"法治市场经济"转轨的。有的转过来了，实现了良性发展；有的转了一半，陷在"权贵市场经济"的泥潭里无法自拔；有的拒绝转轨，引起了国内的暴力革命。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我们都希望中国能够实现和平转轨，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
